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宏伟的宫殿建筑群，如北京故宫，以其庞大的规模、对称的布局、华丽的装饰彰显着皇权的至高无上。高大的城墙、威严的门楼，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统治阶层的威严与力量。古代埃及的金字塔，那巨大的石块垒砌而成的庞然大物，是法老权力的象征，它们在漫漫黄沙中屹立数千年，向世人展示着建造者不可一世的权力。从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到现代的政府大楼，建筑以独特的空间形式、材料质感、艺术风格，或庄严或肃穆，将权力的话语镌刻在一砖一瓦之中，以一种持久且直观的方式向人们诠释着权力的内涵。

        通常，人们习惯于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建筑。我们知道如何根据建筑细节判断建筑的风格和类型，我们也了解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建筑变革，却没有人能清楚地回答“建筑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建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直到《权力与建筑》的面世，才将他们的“血缘关系”清晰地大白天下。其实，建筑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因为建筑，特别是大型纪念性公共建筑，无不取决于并不充足的社会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掌握和分配。这些建筑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权力做出的政治判断。（参考《建筑中文网》）

        是的，历史早就用他无声的语言在证明这一点。“战争之母”清真寺从方案设想开始便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把第一次海湾战争作为伊拉克取得的胜利进行宣扬。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那次战争中，侯赛因饱受羞辱，他的军队被驱逐出科威特。他绝望地逃回家，留在身后的是惨不忍睹的公路：满面烟尘的伊拉克士兵困在抢来的破旧汽车上，排成一条奇怪的长龙，路边撒满了抢来的战利品。侯赛因试图抹去被打败的形象——这正如科威特的做法，委托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约翰·乌特松设计毫无意义的“玩具”——议会大厦，以此表明他们不是海湾地区的寡头统治政府，而是北欧式的民主政治。由于联合国对侯赛因的独裁进行制裁，伊拉克物资极度匮乏，此时建造任何纪念碑式的建筑都只能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挑衅，而修建带有象征意义的清真寺则使这种挑衅更加明显。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中仅到过巴黎一次。那是在1940年6月，法国军队刚刚被击溃，希特勒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他亲手创建的第三帝国西起大西洋，东到苏联边境，一洗德国1919年在凡尔赛宫所受的耻辱。希特勒的飞机于28号黎明前抵达巴黎布尔歇机场，出人意料的是，当时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体验这个军事胜利的伟大历史时刻的不是什么将军或纳粹党的领导人，而是两个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与赫尔曼·盖斯勒，以及他的首席雕塑家阿诺·布雷克。在巴黎，希特勒并没有带他们去爱丽舍宫或国民议会等此类政治性场所，而是参观了查理·戈尼尔设计的国家歌剧院。希特勒在那儿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游览他在维也纳穷困潦倒时的梦想之地。

        其后，这个对建筑有着毕生热情的前下士，和他的建筑师们一起去了拿破仑的陵墓并在其中徘徊许久。出来的时候，希特勒嘱托盖斯勒在他去世后为他设计一座更雄伟、更令人难忘的陵墓。元首被他的建筑师们紧紧围绕，散发出无声的野心。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施佩尔聚会”，饱含寓意。表面上来看，就好像看见乔治·W·布什决定带着杰弗·昆斯、菲利普·约翰逊以及弗兰克·盖瑞畅游巴格达的戏剧性场面一样令人惊讶。而实际上，这是独裁者在展示他的特权，其意图昭然若揭：“我，希特勒，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就要重新设计这个世界了！”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里面的含意：他不希望自己被看成军事领袖，也不想被看成政治领导人，而是希望作为一名艺术家青史留名。尽管世界上大多数领导人将建筑仅仅当做实现某种意图的手段，但很少有像希特勒这样，可能会将建筑本身当成自己的追求。

        尼采曾经说过：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这，也许是对作者本意的最好呼应。 来源: 《建筑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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