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十之路,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辉煌征程。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关键技术的突破,凝聚着无数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历经多年的研发与试验,歼十战机以卓越的性能横空出世。它具备先进的气动布局,机动性强,能在复杂空域中灵活作战。其武器系统丰富多样,火力凶猛,是空中作战的利器。歼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在自主研发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从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为中国空军的现代化建设立下了赫赫战功,也让中国在世界航空舞台上拥有了重要的话语权。
一
1981年年底,邓小平看到了办公桌上的一份请示报告。
报告来自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邹家华,报告的内容是:
申请研发中国的下一代新型歼击机,预计初步投入是5亿元人民币。
邹家华的这份报告,递交得小心翼翼:当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大幕,邓小平一再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以经济建设大局为重。
从研发经费来讲,国外研发一代新机型,至少要投入100亿美元以上,所以5亿人民币的经费看上去似乎并不多。
但是,那一年中国的全年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亿人民币。
但邹家华又认为,这份报告,已经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了。
因为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已经落后太多了。
中国的自研战机之路,是从歼-5开始的——这也是中国制造的第一种喷气式飞机,模仿对象是苏联的米格-17。
歼-5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研制的高亚音速飞机,1959年5月停产,共生产767架。
1960年投入生产的歼-6,之后成为了中国空军装备最多的飞机。
歼-6是中国根据前苏联米格-19仿制和发展的制空战斗机,1958年初开始研制,1960年投入批生产,1964年首批歼-6战斗机交付中国空军使用,到1983年停产,共生产了5205架。
1966年投入生产的歼-7因为遭遇了十年文革,生产数量很少,而1969年首飞成功的歼-8光定型就花了10年时间,等到要投产的时候,以美国F16、法国“幻影”2000、苏联苏27为代表的主战战斗机已发展到了第四代。
(注:战斗机代际划分原来有西方四代分类和俄罗斯五代分类两种,现在国际标准逐渐统一为五代分类,本文取最新标准)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军发动了一次空中突袭,出动14架飞机,其中8架F-16执行轰炸任务,6架F-15A担任护航任务。这14架四代机用超低空波浪式飞行骗过沿途雷达,从西奈半岛长途奔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往返2000公里,在2分钟内投下16枚炸弹,完成目标后安然返航。
人们认知中的“二战式”的空战,完全被颠覆。
而此时中国人民空军除了少量三代机歼-7和歼-8之外,列装最多的,还是数以千计的歼-6——那是强国们早就已经淘汰的二代机。
战斗机领先一代,足以对上一代打出碾压式的优势,更何况要领先两代?
空军上将刘亚洲曾用一句话点评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空军:
“中国停下来,世界却在飞。”
所以,在1981年的年底,邓小平最终在邹家华的那份请示报告上批了这样的字:
“新歼(馒头注:新型歼击机)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5亿左右,目前花钱也不多,拟同意。”
砸锅卖铁,也要自己造。
二
1982年的2月11日,宋文骢接到了一个从成都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说,要他立即前往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由国务院国防工办和航空工业部联合召开,会上要召开新歼项目的方案论证会,需要他去提提建议。
宋文骢当时是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的副所长和总设计师,先后参与过“东风”113号机、歼-7、歼-8、歼-9和歼-7C的设计研发工作,他提出的双发方案曾是歼-8研制成功的重要保障。
歼-8战斗机。歼-8原型机于1969年7月5日首飞成功,1979年完成设计定型,1980年开始服役。2001年4月1日,在南海被美机撞击坠海的中国飞行员王伟,驾驶的就是歼-8 II型战斗机。
宋文骢当时正在贵州为歼-7III型试制做技术交接工作,听到电话后,表示会立即出发。他同时也了解了一下这次会议的背景:
国家已经决定,要研发新的一代歼击机,这一代飞机不仅性能上要超过现在的歼-8,也要超过苏联当时的米格-23,要争取接近美国F-16战斗机的水平。
当时有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提出的:在歼-13(1971年提出设计方案,但研发一直不顺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性能,争取能制造出能达到F16早期机型的一代飞机。
另一个方案是南昌的中航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所(605所)提出的:在强-6(强击机)的基础上,模仿苏联的米格23进行改款。
由于强-6的构造和使用感受一直都有争议,且又是仿制当时已经不算先进的米格23,所以南昌605所的方案在会议前就不被看好。
而沈阳601所被视为中国飞机制造界“共和国的长子”,规模大,科研力量强,主导了之前“歼”系列的所有飞机的研发,经验丰富,所以他们提出的这个方案,基本上已经是被认定了。
召开会议,其实就是请各路专家再论证和补充一下这个方案。
所以宋文骢接到的任务,就是带几个同事,去“参谋”和“完善”一下。
不过,宋文骢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想了想,还是把歼-9的资料全都带上了。
说起来,歼-9是成都611所难忘的一个伤痛——这是他们曾牵头研发的一个新一代歼击机机型。
从设计方案上看,歼-9的纸面数据已经具备了和当时F14等早期四代机全面抗衡的能力,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工业底子太薄,以及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歼-9的研制始终无法取得关键性进展,最终因为技术条件要求过高,在1980年被取消了计划。
歼-9曾经的四种设计方案
但是,歼-9的研发过程也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启发。
所以,宋文骢带所有歼-9的数据,是希望届时能给大家提供一些补充思路。
他当时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个标准的配角,后来成了主角。
三
1982年2月15日晚,王若松忽然敲开了宋文骢宾馆房间的门。
这是正式会议的前一天,大家刚刚开了预备会,第二天准备开正式会议。
王若松是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他到宋文骢房间的目的是:“你们有什么方案要汇报吗?”
宋文骢吓了一跳:“没说过要我们带方案来啊!”
而王若松的意见很明确:这次来了100多位各方面的专家,你们也要谈谈你们的想法,哪怕临时给你们加点时间,也要发表意见。
宋文骢想了想,最终要了15分钟发言时间。
随后,宋文骢和一起来的三个同事搞了一个通宵:他们从带来的资料里摘录了一些重要数据,徒手画了一些视图和性能表,重点准备介绍下宋文骢最推崇的“鸭式布局”。
所谓“鸭式布局”,简单来说,就是把战斗机的水平尾翼移到了机翼之前,位于飞机前部,从飞机正面看像鸭子,故而得名。
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好利用涡流,增加操控性,但这个布局在当时是非常前卫和大胆的,且会大大增加操作的复杂程度。
当时全世界可以拿出来做例子的“鸭式布局”,只有瑞典萨博公司研发的萨博-37战斗机,1979年才刚刚服役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主持人宣布了一项临时加出来的议程:
请成都611所副所长、总工宋文骢发言。
事实上,经过前三天的会,宋文骢听下来已经有些担心了:虽然南昌605所的方案缺点比较多,但沈阳601所的那个方案尽管论证得很详细,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却还是给他一种感觉:
等这架飞机最终造出来,肯定已经落后其他国家的飞机了。
他认为,既然大家在80年代初要讨论20年后可以适用的主力战斗机机型,那么思路一定要再放开,胆子一定要更大。
于是,宋文骢走上台后,并没有讲解飞机,而是一上来就给大家描绘了他想象中的未来空战:
进一步的超视距(空战双方在彼此视线之外),中距拦截,电子对抗,子母弹……
宋文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新一代战机达不到这些指标,那么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
随后,他又谈了自己对目前飞机空中格斗能力的现状认识,拦射火控系统的发展,以及他一直想实践的“鸭式布局”。
短短15分钟的发言完毕后,会场寂静无声。
过了一会,开始有一些窃窃私语,之后,忽然有一个人鼓起了掌,最终,满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大家鼓掌,不仅仅是因为有人给他们详细勾勒了未来空战的格局,而是告诉他们:我们国家也可以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那次会议开了10天,最终的结论是:暂不公布结论。
按照原先的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是要按照沈阳601所的方案推进的。
但最终的结论是:两个所再做一轮方案,三个月后再论证!
宋文骢代表的611所的那个方案,取代了南昌605所的方案,进入了考察视线。
四
1982年6月21日,葛文墉完成了“幻影2000”的第四次试飞。
葛文墉是新中国第一代试飞员,时任空军第八研究所所长。他从6月16日到21日期间,在法国完成了“幻影2000”的四次试飞。
从飞机上下来,葛文墉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如果将来和他们的飞机对抗,除非是人家犯了错误,否则我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打下来。”
他在回国后给飞机设计师们讲课时,进一步说了自己的感受:
“我们现在飞远航,飞行员必须把地图放在膝盖上,按速度表的读数和时钟记的时间估算里程,按罗盘在地图上定出当时的位置。
但‘幻影2000’已经计算机化了。它有平显,飞行员只要将指示标识对准地面目标,就飞到了,用不着飞行员去心算,这样又快又准。”
法国的“幻影2000”是四代机,当时中国主要配备的还是二代机歼-6。
那么葛文墉为什么要去试飞“幻影2000”,法国人为什么又愿意让他试飞?
因为当时中国的空军除了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战机外,还有一个选择:买外国人的新飞机。
这样的好处大家都知道,除了列装快之外,人家的飞机还比我们自己的要先进得多。
但缺点也很明显:空军曾内部组织研讨了一个月,发现所有的采购费用加一起,只够买24架“幻影2000”,加上其他各种配套,前后得花上几百亿元。
最关键的是:技术还是人家的!
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自己的战机要争气。
就在葛文墉去法国试飞的两个月前,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又开了一场关于新歼的方案讨论会。
这一次,宋文骢带着成都611所20多名骨干参会,详细介绍和论证了他们基于“鸭式布局”制造中国新一代战斗机的想法和方案,并且回答了各路专家的疑问和顾虑。
在会议结束后,航空部的一位副部长找到宋文骢,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你可能已经听说了,空军提出要买‘幻影2000’飞机,如果我们研制的把握不大,就让他们去买吧。”
宋文骢的回答是:“空军买不买飞机,那是他们的事,方案既然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我们肯定是要坚持做下去的。”
副部长就问宋文骢,他们还要做多久工作可以基本确定?宋文骢表示,还要做三轮风洞实验,一般要三年,但可以缩短到一年半。
副部长说:“一年半啊,那黄花菜都凉了啊……”
宋文骢当即承诺:“一年,就给我一年!”
果然,一年之内,宋文骢和团队完成了三期风洞实验,拿到了极为珍贵的实验数据,而“鸭式布局”也形成了完整的论证报告。
而他们要做的,远远不止这些。
一个大国的新一代战斗机,从方案到列装,要经得起全方位的检验。
在之后的几年里,宋文骢和团队一起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和论证,修改了无数遍的方案,一步步勾勒出了中国新一代战机的大体轮廓。
1986年7月14日,国防科工委正式批准新一代的战斗机立项制造。
新一代的战机,被命名为“歼-10”。
而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就是宋文骢——因为用的就是他当年提出的那套方案。
这一年,宋文骢已经56岁了。
但他义无反顾。
五
1992年2月27日,宋文骢通过新闻得知了海湾战争停火的消息。
这场由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高科技打击,震惊了全世界:现代战争,已经可以这样打了?
而中国领导人和军方同样被震撼了:
未来的战争,别说小米加步枪,就算大炮加装甲也没用了——如果没有飞机和导弹这些空中优势,一场战争根本就不用打了。
在短短42天的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国领衔的多国部队,通过压倒性的空中优势打击,造成伊拉克军队10万人伤亡(其中2万人死亡),8.6万人被俘,损失飞机324架,坦克3847辆,装甲车1450辆,火炮2917门,舰艇143艘。
而美军只阵亡148人,多国部队阵亡192人。
好在令人宽慰的是,也就是在这一年,歼-10已经完成了全金属样机的制造。
从1986年立项,到1992年完成第一架金属样机,过去了整整六年。
这六年,宋文骢和他的团队,披星戴月,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
要知道,一架战斗机,由10多个大系统近100个子系统组成,光涉及的部委就10多个。而且按照国际惯例,一架飞机上研制的新产品绝对不能超过30%。超过30%,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
歼-10的研发过程中采用了非常多的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新品率超过60%——有人就下过断言:失败的可能性极大。
宋文骢和他的团队,确实遭遇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比如一个小小的起落架。
歼-10的起落架要求是“外八字”,倾斜角接近18度,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制造,于是想到了外包。
但当时外国专家开出的价格是:265万美元。
这还只是评估费,另外还有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
看到宋文骢犹豫,外国专家表示:“你们的技术不行,你们的方案不行,你们的人员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搞不出来的!你们肯定干不了的,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随时可以再来找我们。但那时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
歼-10的起落架实验
这话把宋文骢听得火气上来了。
他想起当初苏联专家撤走时,他所在的试飞车间里,无论组装好的还是没组装好的飞机,全都成了钢铁垃圾。
他告诉同事:“啃别人的冷馒头,只能是乞丐。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我们要让歼-10的起落架流我们自己的血液!”
之后,经过200多次实验,我们自主研发的起落架终于通过了验收。
给国家省了钱,但宋文骢和他的团队,却一直很清贫。
90年代是商品经济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那句“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从某种意义上倒也不算说错——宋文骢当时的月工资,也就是1000元左右。
而且出于需要,宋文骢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保密。在他“人间蒸发”的那些年里,他的弟弟到他家有事,看到他的书架上放了几本关于牙科的书,从此就一直相信——“我的哥哥去做牙医了”。
但这一切,在宋文骢和他的团队看来,都是值得的。
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一刻,终于就要到来了。
六
1998年3月23日下午4点,雷强终于等到了指令。
这一天,是歼-10首次试飞的日子。但天公不作美,从早上9点等到下午4点,天气才勉强达到了试飞标准。
而雷强,就是歼-10的首位试飞员。
要想试飞歼-10,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于宋文骢要求试飞员要全程参与飞机的设计与制造,所以空军早早就在全军范围内开始了选拔:先是抽调了24人,然后层层淘汰,最终圈定了5人试飞小组,而雷强凭借出色的技术和年轻,成为了首席试飞员。
那一天,是试飞大队的政委陪雷强走到了飞机边。政委发现,这个身经百战的小伙子脸色通红,像喝醉酒一样——当然,试飞前他是不可能喝酒的。
政委给雷强测了个脉搏:每分钟152跳!
经历过空中数十次险情都化险为夷的雷强,此时此刻确实是非常紧张——这是自己祖国最新一代战机的首次试飞,承载着多少人的期待!
雷强进入驾驶座舱,放下座舱盖,向飞机旁的人挥了挥手,他发现试飞局的局长在流泪。
雷强后来回忆说,这是他印象中,第一次有人在他试飞前流泪,还是他的领导。
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忘了自己的危险:
试飞员本来就是一个高危职业,而他要试驾的是一架新品率超过60%的四代测试机,和他以前试飞过的飞机完全不同。之前就有外国专家下过断言:“就算中国造得出四代机,也培养不出四代机的飞行员。”
而国外的四代机飞行实验,都出现过摔机。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但雷强当时完全没有考虑“不复还”的问题,他登机前说的话是:“今天只要飞机不爆炸,就是缺胳膊断腿,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给弄回来!”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雷强关闭了座舱盖,点火、滑出、加速、拉杆——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
全场的人顿时欢呼雀跃,不少人已经泪洒当场。
在按计划完成绕场三圈的飞行并完成各项测试动作后,雷强发现油表还有剩余,就向地面请示多飞了一圈,随后才驾驶飞机,稳稳地落在了跑道上。
首飞的歼-10
在蜂拥赶来的人中,雷强看到了一个略显蹒跚的身影——他是已经68岁的宋文骢。
雷强紧紧地抱住了总设计师宋文骢:“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啊!”
两个人都泪流满面。
七
2003年3月,宋文骢在一个仪式上发表了一段讲话。
那是一个交付仪式——首批生产出的歼-10,交付中国空军率先试用。
在交付的仪式上,宋文骢说了一句让在座所有人都动容的话:“歼-10到今年,已经18岁了,终于可以参军了。”
之后的时间表,似乎都顺理成章了:
2003年12月,歼-10双座型号原型机研制成功;
2004年,中国空军开始大规模列装歼-10战机;
歼-10列装
2005年,公开报道中首次出现了带有空中加油探头的歼-10战机。
2008年11月5日,歼-10战机在中国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并且宣布:战机衍生出单座及双座型号,航电系统基本都由国内研发生产;
2022年3月11日,巴基斯坦空军在卡姆拉举行首批6架歼-10CE接装仪式——这是歼-10这一代航空主战装备首次成体系、成建制出口。
正装待发的歼-10。经过多轮次的升级和换代,歼-10C这样的机型已经被认为是“四代半”机
而在之前六年,被称为“歼十之父”的宋文骢已经去世,享年86岁。
从1998年那年开始,他就把自己的生日,改成了3月23日。
馒头说
1998年的那个夏天,我和几个同学去黄山毕业旅行,途经安徽的芜湖。
一个同学爸爸的战友,是那里空军基地的领导。我们就住在了基地里的空军招待所,然后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参观SU-27。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SU-27,而且我们还被允许爬上机舱盖,每人拍了一张照。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干事和我们说:“你们知道吗?那时候,一架SU-27,三班岗,每班8小时,全天24小时站岗。一个停机棚,就20万美元。”
我们几个中学生,听了直咋舌头。
后来从芜湖出来,我们几个人小声嘀咕,我对我那同学说:“你老爸那位战友,该不是泄露国家机密了吧?这种东西,是能给我们看的吗?还拍照?”
我那同学说他也不懂。反正我们几个小心翼翼,等照片洗出来了,也不敢给别人看,藏在家里,感觉是在为国家保守秘密一样。
后来有两个同学的照片找不到了,他们还猜测:“该不是国家有关部门派人来偷偷收走了吧?”
后来长大了,查了慢慢公开的资料才知道,我们是自作多情了:
我们国家1990年就签订了协议,1992年就引进了24架SU-7,1995年基本完成了知识产权买断,启动了国产化。
我们去芜湖的那一年年底,基于SU-27的国产歼-11已经总装完成了,1999年就列装了。
所以我们才有参观“原始股”的机会。
后来每次从新闻、报纸或网上看到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画面和照片,我总会想起那一年的夏天,那架SU-27。
我相信,后来我们国产的那些战斗机,应该都比SU-27要先进很多了。
其实我不能算是一个军迷,对各国各种战斗机的技术和迭代也不是很清楚。但我相信的是我们国家队科研力量,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钻研和奋斗。
那天在基地,我同学爸爸的那位战友伯伯请我们在食堂吃饭。
席间谈笑风生,然后有一位同学就说起了白天看到的那架SU-27,说“太酷啦!”
那位伯伯听到这句话,就放下筷子,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SU-27酷吧?但你们要相信,以后我们自己的战斗机,肯定比这个还要酷!”
那时候,我们自然不会知道,早在几个月前,我们的歼-10已经首飞成功了。
但我一直记着这句话。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我们肯定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