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23日，王亚樵在上海火车站北站策划了一个精密的刺杀行动——目标是民国财长宋子文。与此同时，日方也在同一地点、同一时刻，策划了一场暗杀——他们的目标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通过操控中国的黑帮力量，日本不仅要暗杀重光葵，还希望借此事件嫁祸中国，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制造借口。

1931年春，日本一直觊觎中国的东三省，为了遏制中国军队支援“满洲”，他们特别派遣华北陆军的田中隆吉前往上海日本总领事馆担任陆军武官辅佐官，同时担任特务机关长。他的任务是通过在上海制造事端，激化中日矛盾，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提供借口。田中隆吉到达上海后，与女特务川岛芳子勾结，开展了诸多阴谋策划，并通过“樱会”引来了宪兵大尉重藤千春作为助力。为了挑起事端，日本策划通过雇佣中国的青红帮流氓，暗杀反对发动战争的重光葵，从而激起国内反华情绪，为日方出兵提供理由。

与此同时，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军阀斗争，最终蒋介石凭借胜利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并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推行《训政时期约法》，逐步掌握了国民党内部的军政大权。然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仍然激烈，一部分反对派决定通过王亚樵来实施刺杀蒋介石的计划。

在上海的黑帮圈子里，王亚樵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他广泛招募帮徒，建立了势力庞大的帮会，并通过组织斧头队，培养了一批敢打敢拼的狠角色，迅速在上海的地下世界崭露头角。连青帮大佬杜月笙也对他敬畏三分。广东的反蒋派看中了王亚樵的能量，认为直接刺杀蒋介石过于困难，因此转而决定暗杀宋子文。宋子文不仅是蒋介石的亲戚，而且还是其政权的资金来源，刺杀他既能断绝蒋的财源，又能迫使蒋介石下台。

两方都已锁定刺杀目标，剩下的便是如何执行这次行动。王亚樵通过暗中侦察，得知宋子文每周五晚上从南京返回上海，星期一又回到南京办公。于是，他们决定在宋子文到达上海火车站时，趁着车站的混乱动手。为了确保行动顺利，王亚樵为每名队员配发了一把手枪和十发子弹，并从日本浪人那里购买了烟幕弹以备不时之需，确保能在行动后顺利撤退。

与此同时，日本特务也在悄悄进行自己的部署。田中隆吉、重藤千春和川岛芳子为了熟悉上海的地形，找到虹口地区的地痞头目常玉清，他是杜月笙的得力助手。这一巧合也使得重光葵与宋子文几乎每次都搭乘同一列车，从南京返回上海。田中隆吉指示常玉清，必须制造出“斧头党”暗杀的假象，这样可以为日方出兵制造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舆论也会更容易接受。

7月22日晚，宋子文与重光葵从南京同乘一列火车开往上海。宋子文身边有六名警卫和机要秘书唐腴胪，而重光葵则只带了使馆的堀内干城和私人秘书林出寻贤。过去，宋子文和重光葵总是一起下车、一起走出车站，但这次却发生了意外。列车员提前叫醒了重光葵，导致他情绪激动，大发脾气。甚至在列车到达上海时，他也没有和宋子文一起下车，而是直接穿好衣服走下车厢，自己匆匆离开车站，混入人群，避免了常玉清派出的刺客。

这一意外使得王亚樵的刺杀计划受到阻碍。当王亚樵的杀手们仍在等待宋子文与重光葵并肩走出车站时，根本没有预料到重光葵已经独自离开，而宋子文也因人群的拥挤，慢慢走向出口。此时，王亚樵的杀手郑抱真发现宋子文已经快到出口，于是开枪鸣警报，引起宋子文卫士的警觉，打乱了常玉清的计划。

郑抱真并非普通的杀手，他是王亚樵的得力干将，负责监视宋子文的行踪。郑抱真曾在南京得知常玉清也在进行类似的刺杀计划，因此决定阻止这次行动。如果两方刺客同时动手，势必造成中日之间的冲突，王亚樵将成为民族罪人。于是，郑抱真毅然开枪，并通过这个信号打乱了常玉清的部署。

在郑抱真开枪之后，现场的斧头党成员误以为是敌人开枪，于是也纷纷拔枪还击，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就在这时，唐腴胪与宋子文并肩走在一起，由于他与重光葵穿着相似，常玉清的手下误以为他就是重光葵，便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唐腴胪中弹倒地，而常玉清的手下则迅速丢下事先准备好的炸弹，借机撤离。

此事件发生后，唐腴胪被送往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最终不治身亡。田中隆吉得知死者并非重光葵，气愤异常，拒绝支付常玉清答应的奖金，并且让他承担一切后果。王亚樵在行动结束后，散发了传单，试图为自己辩解，宣称自己与宋子文没有私人恩怨，只是为了国家除奸。然而，这一行动却被普遍认为是王亚樵刺杀宋子文所为，从而掩盖了常玉清刺杀重光葵的真相。

五十七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正式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