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广东省于2022年提出“早期岭南探源工程”，2023年发布并启动实施《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科学研究计划》，聚焦“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切实加强田野考古与多学科研究工作，大力推进广东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文是对广东先秦考古成果的一次梳理，也是对岭南早期历史、地位与贡献等认识的一次梳理。相信随着“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的深入实施，岭南社会历史进程与重要历史地位将会得到更为清晰、深刻的诠释，可以更好地回答“何以岭南”这一问题。

郁南磨刀山遗址发掘区全景

广东省所在的岭南地区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北倚南岭山脉，与长江流域的湘赣两省隔五岭相望，南滨南海与北部湾。《周礼·职方》有载：“扬州外境五岭，至于海，尽越之南裔。”岭南在《吕氏春秋》《史记》《汉书》等史籍中被称为“百越”“南越”“岭外”。岭海之间的南粤大地虽偏居一隅，但也曾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流光溢彩，并非所谓的“蛮夷”与“化外”之地。广东境内的考古发现表明，岭南同样拥有源远流长的人类历程与历史脉络，并因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而自有独具一格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进程，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对外交流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

远古岭南

广东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早期。2014年对粤西云浮市郁南县磨刀山遗址第1地点进行考古发掘，在南江第四级阶地原生网纹红土地层中出土各类石制品近400件，其整体年代为中更新世偏早阶段，这一发现直接改写了广东人类历史，将广东有人类活动的最初起点大幅提前至距今约60万-8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磨刀山遗址出土的石器组合以手斧、手镐与砍砸器等大型砾石工具为主，与广西百色盆地旧石器早期遗存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体现了中更新世岭南地区古人类独特的文化和适应策略，同时反映出亚热带与热带地区、华南北部与岭南及东南亚地区早期旧石器文化与古人类行为的联系与区别。

郁南磨刀山遗址出土打制石器

经过多个阶段的专项考古调查，南江流域中游盆地前后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地点）已超过130处，三期文化遗存由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构建出中更新世早期至晚更新世晚期相对完整的文化年代框架。在这长达数十万年的历史长卷中可以看到砾石石器工业传统的延续与文化发展阶段性的演进，为研究岭南乃至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远古文化发展序列及不同阶段的环境适应模式提供了参考标尺。

马坝人化石

1958年发现于粤北韶关市曲江县狮子岩的马坝人化石是广东目前可以确认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研究者认为马坝人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与现代人中间，处于早期智人阶段，根据伴生动物化石铀系法测年数据其年代为距今13万年左右。其后在云浮市蟠龙洞、肇庆市封开县垌中岩遗址分别出土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年代与马坝人相近。晚期智人（现代人）化石则发现于更多的洞穴遗址中，如封开罗沙岩、封开黄岩洞、罗定下山洞、英德牛栏洞以及近年开展考古工作的英德青塘遗址等等。岭南成为研究华南与东南亚地区远古人类演化、现代人出现与扩散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

至晚更新世末期，岭南不同区域出现数量较多的洞穴遗址，其中清远市英德青塘遗址建立起距今约2.5万至1万年连续的文化序列。黄门岩1号洞地点发现距今13500年左右的蹲踞葬，黄门岩2号洞地点出土距今1.7万年、广东年代最早的陶器。另外，青塘遗址以洞穴地点群的方式组成初始的聚落，表明岭南地区在旧、新石器过渡阶段出现了半定居的栖居特征。青塘遗址四期文化遗存全面展现了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现代人行为复杂化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在最后冰期极盛期前后多次冷暖波动的环境背景下史前文化与人类行为的阶段性演进过程。

英德青塘遗址地貌

英德青塘遗址出土打制石器

与青塘遗址年代相近、文化相似的遗址，还有封开黄岩洞、阳春独石仔及英德牛栏洞等，视野再扩展到广西、湖南、江西与福建，整个“环南岭地带”在距今约20000至10000年左右进入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成为中国南方地区技术与文化革新、史前人群向东南亚扩散的策源地。文化演进的路径体现在石器技术的进步、新型工具门类的出现以及生业经济的变化，由传统砾石石器与石片石器发展出定型化生产的陡刃砾石石器，同时还有穿孔石器、局部磨光石器、通体磨制的骨角器、穿孔蚌器及早期陶器等新型工具，此外就是数量庞大的鹿类等陆生动物碎骨、大规模利用的贝类等水生动物以及可能存在的植物驯化利用，表明简单的渔猎采集经济此时转向广谱性的生业模式，以上种种孕育了从原始的渔猎采集社会向早期的定居农业社会即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性转变。这个“史前革命”阶段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加速，岭南地区也由此开启了一万年文化史。

岭南远古时代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气候环境与资源禀赋使得强化利用自然资源由技术、经济层面跃升为一种文化特征，可以看作是在文化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岭南本土文化传统的先声。同时，岭南地区更新世砾石石器工业传统较强的延续性，则为讨论现代人起源提供了文化上的视角。从中更新世早期开始，东亚和东南亚长期有着早期人类的扩散和区域文化的交流，岭南因其地理位置而承担着重要的桥梁作用。由此而言，传统延续和交流融合并存作为岭南文化的一种特质在远古时代已然初具雏形。

岭南，不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从磨刀山到青塘，从直立行走到史前革命，构成了文化意义上“最早的岭南”。

文明之路

进入全新世之后气候整体转暖，岭南先民走出山地洞穴。潮州市潮安陈桥遗址与湛江市遂溪鲤鱼墩遗址是广东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分别位于粤东与粤西近海地带的这两个贝丘遗址表明，由山地到滨海，定居聚落出现后水生食物资源在岭南仍然得到大规模强化利用。距今6000-5000年的佛山市高明古椰遗址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史前贝丘遗址之一，地层堆积之中是层层叠叠的蚬、螺等贝类动物遗骸，还有种类、数量都极为丰富的海鲶与花鲈等鱼类骨骼，并发现大量野猪、鹿、牛等陆生动物，另外便是橄榄、橡子、南酸枣等植物遗存。这种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行为，体现出岭南文化传统自远古时代便有的延续性，与岭北新石器时代农耕经济传统有着较大差异，直接影响到整个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社会进程。

高明古椰遗址地层堆积

深圳咸头岭遗址出土白陶杯

另一类特殊的滨海遗址类型是沙丘遗址。距今7000-6000年前后，这一时期在环珠江口地区大范围分布彩陶、白陶遗存，以沙丘类型遗址为主。深圳咸头岭、珠海后沙湾、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中山龙穴、肇庆蚬壳洲、香港大湾及澳门黑沙等都是同属这一类遗存的典型遗址，被命名为“咸头岭文化”。咸头岭文化陶器上戳印有代表着精神信仰的复杂纹饰与象征图形，可以看出这一文化受长江中游影响甚大，与湖南的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具有极深的渊源关系。稍晚的江门市台山新村遗址是广东沿海规模最大的沙丘遗址，出土数量可观的代表渔猎采集经济的凹石、砺石、网坠等石质工具，有助于认识沙堤-潟湖环境下的技术、行为与生业等内容。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数量近1200件、占比高达七成多的网坠、沉石或石锚类石器，反映了当时的海洋捕捞活动以及舟船的使用。

沿海地带的贝丘、沙丘遗址与山地区的山岗台地遗址表现出的生业方式与人类活动大相径庭。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陶器与渔猎工具、双肩石锛、树皮布石拍、屈肢葬式以及拔牙习俗等要素在不同时段的滨海遗址中出现，无疑是东亚大陆人群与文化持续向东南亚、西太平洋群岛地区扩散的重要佐证。

石峡遗址出土玉琮

至距今5000年前后，岭南的文化重心又回到北部山地区。1972年发现于曲江县的石峡遗址是岭南地区罕见的地层关系清晰、遗迹类型丰富、遗物种类齐全且延续时间较长的大型先秦中心聚落遗址，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两周时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遗址第二期新石器晚期遗存被命名为“石峡文化”，该时期的103座墓葬出土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玉、石、陶器随葬品，高等级二次葬墓中出土的玉器包括琮、钺、环、锥形器、龙首环等礼器，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具有紧密的联系。

英德岩山寨遗址地貌

英德岩山寨遗址高等级墓葬出土玉钺

五十年之后，英德岩山寨遗址的考古工作，更新了对于石峡文化年代、内涵等方面的认识。岩山寨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中心聚落遗址，新石器晚期北江流域出现大规模的区域中心聚落与管理有序的大型公共墓地，并用成组精美的玉石礼器、制度化的葬仪葬俗来彰显身份与等级差异，反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等级分明的社会阶层分化与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距今5000年前左右，岭南地区开始进入社会加速分化阶段，出现最早的复杂社会。同时，文化面貌的复杂性体现在来自华南不同方向、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因素，而曲江、英德、封开、黄埔、海丰等多地出土有“良渚式”玉琮等特殊礼器，更是表明岭南深度参与到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华南高等级区域互动。成体系的稻作农业也在此时传入岭南地区，岩山寨遗址的稻谷遗存是目前岭南确认测年数据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北江流域是稻作农业自岭北向岭南再往东南亚次第传播的关键节点。

从化横岭遗址出土印纹陶器

同时或稍后，在珠江三角洲、粤东、粤北与粤西等岭南不同区域皆大范围涌现印纹陶文化遗存，代表性遗址有普宁虎头埔、从化横岭、黄埔茶岭-甘草岭、英德岩山寨、龙川荷树排、武江圆墩岭、三水银洲以及香港涌浪等等。这一岭南土著文化以拍印几何图案纹饰以及器身带有附加堆纹的矮圈足或圜底类陶器为鲜明特征，与石峡文化流行素面或磨光黑皮三足与高圈足陶器的文化特征迥然有别，且烧制火候高而形成胎质坚硬的特点，印纹硬陶深深烙嵌于先秦岭南的文化基因之中。广东是最早烧制印纹硬陶的地区之一，并表现出专门化乃至商品化生产的特征，印纹陶经由“环南岭地带”文化交流渠道北向输出至湖南、江西等地，与稍后出现的原始瓷一起成为先秦百越地区最重要的文化纽带，岭南与岭北的文化交流关系不再是单向接受模式。

黄埔甘草岭遗址墓地（局部）

广东境内印纹陶遗存分布较多的区域往往发现数量庞大的小型遗址，以小聚落集群的方式分布于小地理单元之内地形破碎的山岗台地，而不同于北江流域石峡文化的聚落形态，未表现出类似石峡文化社会那样鲜明的贫富差距与等级差异，也不似后者以大量的玉石钺、石镞等带有军事色彩的礼器与武器来凸显军事权力与社会体系。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岭南内部的粤东、西、北与三角洲也存在一定差异性，粤西封开乌骚岭与珠三角北缘黄埔茶岭-甘草岭同样发现大规模的墓地，但其墓地布局、随葬品数量、丧葬习俗以及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石峡文化社会都大为不同。据此观察，岭南内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的社会复杂化路径。由于地理环境与其导致的文化传统、生业经济和其支撑的人口规模等因素，岭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表现出不同于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的区域性模式。

从走出洞穴到文明初现，岭南土著文化与岭北文化因素不时交汇相融，多元融合成为岭南文化的外向性所表现出的一种基调，岭南开始中国化的进程，在“古国时代”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重瓣花朵”图版中最南端的一块重要拼图，并因独特的地理环境而迸发出独特的光辉，扩展了我们对于史前中国尤其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时空格局的认识。

另一方面，向海而生的先民发展出的海洋文化成为岭南文化外向性特质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同时，此时期的岭南在华南-东南亚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距今5000至4000年稻作农业由中国南方向东南亚的红河、湄公河流域的传播过程中，岭南地区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距今4000年以后，随着稻作农业扩张，使用印纹陶器、仰身直肢葬的人群从岭南来到大陆东南亚，其后青铜冶铸技术也沿着同样的文化传播路线到达东南亚地区。

融入华夏

当时间进入到相当于中原夏商周纪年的青铜时代，此时的岭南与岭北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为频繁，来自北方的文化、制度及思想对岭南全方位加剧渗透，此阶段岭南地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速前行。

东莞村头遗址出土石璋

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相比前期有较大变化，但聚落形态与生业经济具有较强延续性，并延用同样的遗址类型，山地区利用山岗台地营建聚落，滨海地带仍以贝丘、沙丘遗址为主。东莞村头遗址是这一时期环珠江口东部规模最大的贝丘遗址，居住区、墓葬区与公共活动区的布局井然有序，并有丰富的各类出土遗物，成为研究岭南早期青铜时代生产技术、生业经济及社会生活的标本。村头遗址出土了广东数量最多的玉石、骨角质牙璋，同处珠三角的香港大湾、增城墨依山、黄埔竹园岭以及粤东、粤北等地多个同时期的遗址都有牙璋的发现，直接体现了夏商之际来自中原地区文化与礼制的辐射。到商代早中期，同样具备礼制象征意义的石戈在岭南发现的数量更多，流传的范围更广。

广东不同区域都发现夏商时期的墓地，位于三角洲的深圳屋背岭与佛山河宕、北江上游的石峡、东江上游的东源龙尾排以及粤东普宁后山是其中规模较大或较为典型者。此时的墓地同样具有明显的规划性，虽然高等级墓葬随葬牙璋、石戈、玉玦、有领玉石环等礼器，但从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等方面来看，此时的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似乎不如石峡文化时期。至商代晚期，粤东闽南“浮滨文化”分布区可以看到社会分化的加剧，贵族墓与平民墓在随葬品数量和组合配置上差别显著，尤其是石戈等玉石礼器的数量直接显示其等级地位，在饶平浮滨顶大埔山与深汕特别合作区白田山等遗址还发现有青铜器随葬。

西周中晚期开始，岭南的社会等级制度明显得到完善与进一步体现，尤其是青铜礼器的使用，用鼎、甬钟等列器来彰显身份等级。岭南地区先秦时期青铜器发现数量总体较少，且缺乏大型重器，青铜文化相对不发达。珠海棠下环、新会象边山及粤北乐昌等地都发现夏商时期铸造青铜器的石范工具，表明夏商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已传入岭南。但直到进入东周之后，青铜器数量才明显上升，不同地区都发现出土高等级青铜器的墓葬或窖藏，比如肇庆北岭松山、罗定背夫山、清远马头岗、乐昌对面山以及博罗公庄编钟窖藏等等。青铜器中既有越式鼎、靴形钺、人首柱形器等本地特色器物，还有刮刀、削刀以及“王”字形符号等百越地区常见的元素，同时也可见深受岭北影响的青铜礼乐器。

罗定背夫山墓地出土铜鉴

当然，夏商两周时期岭南地区最重要的遗存还是印纹陶陶器与原始瓷器，不仅反映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与社会发展程度，更是岭南与岭北文化交流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夏商时期的陶器风格仍以印纹陶为主体，与新石器时代不同的是以各种类型的凹底器为突出特征，出现大口高领、折肩陶器以及鸭形壶等带把、有流陶器，各类型式的凹底器在广东全境、赣南、闽浙甚至长江下游都有大范围分布。这一时期也同样表现出南下与北上并存的态势，五岭与其说是地理屏障，毋宁说是文化桥梁。五岭南北两麓的地理通道，同样也是岭南文明进程中殊为重要的文化通道。

东源龙尾排墓地出土带流陶凹底罐

平远水口窑出土黑彩陶釜

浮滨文化原始瓷豆

岭南是中国最早出现原始瓷器的地区之一，原始瓷烧造技术的起源与本地高温烧制印纹硬陶积累的技术基础不无关系。梅州市平远水口窑夏商时期的彩绘陶器即是在印纹陶器身施以黑色为主的点彩与划彩，这是岭南年代最早可见施釉技术的窑址，印纹陶施黑彩的现象或可追溯到更早时期。最早发现于饶平、大埔一带以原始瓷大口尊、壶、豆与石戈为代表器物的遗存被命名为“浮滨文化”，浮滨文化原始瓷已具成熟的施釉技术，其酱黑釉原始瓷自成体系，不同于青釉系原始瓷技术传统，商代粤闽地区的原始瓷技术是中国瓷器起源非常重要的一环。至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原始瓷的生产进入高峰期，东江下游地区成为辐射整个岭南的印纹陶与原始瓷生产中心，博罗梅花墩、博罗银岗、增城西瓜岭都发现大型的龙窑与各类窑具，足以反映此时岭南的陶瓷生产技术体系与工艺水平。

岭南商周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出土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地发现于惠州市博罗横岭山，其年代从商周之际延续至春秋时期。发掘区300余座墓葬排列有序，拍印夔纹及组合纹饰的印纹陶器与原始瓷豆是最常见的随葬品，另外出土有鼎、甬钟、戈、矛、斧等青铜器以及精美的玉玦、玉管等，反映出当时东江下游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与社会形态。以夔纹（或称“双F纹”）为突出特征的这一类遗存，以东江下游为核心，形成一个强势文化区，广东全境、桂东北、湘赣、闽南都是其影响辐射范围。

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土铜鼎

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土夔纹陶罐

与此同时，在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化成为最重要的一条历史主线。三角洲东翼除横岭山之外，还有增城扶浮岭、博罗曾屋岭等多个同时期的大型墓地，墓地结构、丧葬习俗及随葬品组合都如出一辙，显示其内部社会的高度一致性，此外还有大规模的印纹陶与原始瓷生产中心；三角洲西翼的西江、北江下游区域尤其肇庆地区发现的墓葬也为数不少，且不乏高等级贵族墓。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到夏商时期，在岭南内部区域之间、岭南与岭北之间频繁的文化互动背景下，三角洲地区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区域，发达的文化使其成为先秦岭南内部区域中心之一。借助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强劲的发展态势，这种中心化的趋势在东周时期开始强势发力，博罗至增城、黄埔一带的东江下游成为夔纹陶-原始瓷文化的中心。经由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帝国包括南越国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以番禺城（古广州）为核心，确立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身处百越印纹陶与原始瓷文化圈内的岭南，整个青铜时代与岭北地区有着多波次、多方向的交流与互动，随着北方物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持续加剧，岭南在此基础上内部社会持续得以整合，形成区域性中心，社会分工、阶层分化、等级制度、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深化，岭南中国化进程进入深层次阶段。直至秦汉帝国平定岭南、推行郡县制，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秩序上融入大一统国家的版图，此时的岭南最终完成中国化的进程。同时，岭南也成为中国南疆最重要的门户，番禺成为《史记·货殖列传》所列的九大都会之一，并有徐闻等对外交通、贸易海港。岭南的先秦社会历史进程呈现出区别于岭北地区的不同路径，也由此奠定了不同意义的历史地位。

结语

岭南地区与岭北长江流域之间以南岭山脉相隔，成为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位于东亚与东南亚中间连接地带、亚热带与热带过渡区，气候炎热潮湿，水系发达，动植物资源丰沛。作为岭南核心区域的广东内部又分六个地理单元，地貌类型各有不同，地理环境兼有面向内陆山地与面向广阔海洋的特征。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决定了岭南地区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同时具有鲜明地域特征与多元文化因素。

岭南早期文化与社会发展历程已然表现出诸多岭南文化自有的特质：其一，文化面貌具有内部统一性的同时，始终存在多样性的一面，尤其是在文明化进程中岭南内部社会不断得以整合，但不同地区仍保留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其二，文化特征兼有内陆性与海洋性，一方面北部山地区与岭北联系紧密，并接受根植于农耕经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南部三角洲、滨海地区更依赖渔猎经济，并发展出海洋文化；其三，文化特性同时具有务实性与创新性，比如强化利用自然资源的适应行为与文化传统，工具与技术有着较强的权宜性与实用性，但同时也有陡刃石器与蹲踞葬、印纹陶与原始瓷等等这些技术与文化方面的革新或创造；其四，历史进程中既有与中华文明核心区保持的向心力，也表现出面向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外向张力；其五，既有相对独立的封闭性、本地传统的延续性，也有表现出极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与北、南两个方向都有频繁的文化互动与人群往来，并对外来文化元素不断加以吸收融合。

八十万年的起步，一万年的文化积累，五千年进入古国时代，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岭南表现出独特的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脉络，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岭南有着自己的路径和贡献，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国化进程中，整个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成为中国坚定的南疆。同时，岭南地区始终与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地区保持文化交流和人群往来，历史时期的岭南成为中国对外交通商贸、文明交流对话的门户，成为东亚大陆南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先秦岭南地区外向性这一文化特质与历史趋势的延伸。

从远古到秦汉，本地传统的延续与多元因素的融合成为岭南早期历史进程中的主题，并由此奠定岭南文化、社会演进的底层逻辑与历史趋势。此后历史的步迹一路行进至近现代，在间或失速与碰撞的滚滚洪流中，不同的族群、文化持续地融合与嬗变，使得岭南最终成其为岭南，地理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岭南。

《羊城晚报》2025年6月27日A10文史哲版

（作者刘锁强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秦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广东省“早期岭南探源工程”主要负责人。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