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社保，不敢生病，只能打工”，这深刻地反映了农村大龄女工的养老困境。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有限，从事着较为辛苦的体力劳动。由于没有社保，一旦生病，高昂的医疗费用往往让她们望而却步，只能硬扛着，生怕一场病就拖垮整个家庭。为了维持生计，她们不得不继续在工厂打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青春逐渐消逝的岁月里，养老问题却仿佛遥不可及。她们没有足够的积蓄，也没有稳定的养老保障，晚年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艰难。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973万人，其中女性占37.6%，超过1.12亿，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44.2%，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1.7%。

女工，更准确地说：进城女性农民工，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既展示了新时代的“她”力量，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她们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

这些困境具体是什么？又有哪些切实的解法？

腾讯新闻万象工场《学人说》联合《陌生的乡土》，邀请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欧，一起聊聊农村进城女工的话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倾向：频繁换工作，追求浪漫的亲密关系

陌生的乡土：每位来《学人说》分享的学者我们都会先问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王老师你的研究缘起是什么？

王欧：为什么会做农民工研究，尤其为什么关心女工群体？这跟我的博士训练相关。我就读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它有长期的劳工社会学传统，坊间的说法是“劳工研究的清华学派”，我很多师兄师姐都在做劳工研究。

2013年我开始读博，因为调研的机会跟我的导师去江苏昆山做留守儿童项目，留守儿童跟农村家庭相关，很容易就关联到女工。我记得2014年我们在昆山的工业区请工人填问卷的时候，就来了很多女工，她们身上有很多特点，当时的学术界没有太关注。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女工的。

陌生的乡土：第二个问题，目前为止最能代表您研究的作品是什么？

王欧：非常惭愧，我从2019年博士毕业后到现在转眼就工作六年了，研究成果不多。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我想说一下2022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论文《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这篇文章的核心结论我用三个要点来概括：

我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也就是80后90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如何消费，如何交朋友，如何处理浪漫关系等。我的第一个发现是这个群体在农村社会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他们很多直接从学校到打工地。在打工的早期阶段，他们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个体化倾向，尤其体现在换工作和浪漫关系两方面。工作做得不开心，就换一个工作，换工作非常频繁。浪漫关系表现在他们非常追求男女之间的本真性的爱情，追求浪漫的表达。我当时做田野调查就发现，青年男性农民工追求女孩子，要特别会说话，嘴巴要甜一点，重要的节日要送花，要有一些表示。

我的第二个发现是这个群体在结婚成家，特别是生了小孩后，生活方式会发生非常巨大的转变。他们从结婚之前比较随意地换工作变成因为要养家养小孩而非常勤勉地工作，很多夫妻因此长期两地分居，早期阶段的恋爱浪漫关系被挤压，甚至被部分牺牲。大量新生代女工被迫留守农村老家，夫妻两地分离。男工成为“养家者”，生活从丰富变单调；女工则是“家里人”，带孩子做家务甚至干农活。

第三个发现是，很大一批结不了婚成不了家，我概括为“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他们的数量非常大。

陌生的乡土：具体有多少？网上说中国存在3000万光棍，真有这么多吗？

王欧：我没法给出一个整体的数据，但是我算过，从2012年开始，32岁及以上未婚的80后人口大概每年增长100多万，到现在加起来就有1000多万。虽然没有网上说的“3000万光棍”那么多，但超过1000万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广西偏远农村调查时，经常看到一个村子有一半的青年男工找不到对象讨不到老婆。

这个群体因为结不了婚成不了家，家庭化的影响因素就发挥不了作用。随着这个群体年龄的变大，他们挣到一点钱就会花完，不会卖力工作，没有多少积蓄，也不会回家建房。

陌生的乡土：某种意义上也是所谓的躺平，对不对？

王欧：对，是他们那种意义上的躺平，没有家庭没有归宿的一种躺平。

陌生的乡土：王老师，你这个调研是怎么开展的？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王欧：我自己提出了一个研究方法叫“城乡多点追踪调查”。我认为仅仅在他们的打工地，或者他们老家，都不足以了解这个群体，而要把城乡结合起来调研。简单的结合还不够，还要追踪。

2014～2015年我在昆山看到这群农民工，就跟其中一个工人回到他江西南部的山村老家，那个村子离县里四五十公里。后来为了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2016年我又跑到广西的一个村子，认识刚回村里为小孩办户口的男性农民工，后来跟着他去深圳打工地。2018年我又回了一趟他老家。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看到这个群体历时性的一面，以及历时性背后的社会力量对这个群体的影响。通过城乡之间的追踪，展开研究他们的生命轨迹。

陌生的乡土：第三个问题，王老师你现在主要做哪方面的研究？

王欧：我现在手头有两项主要的工作。第一个是我想把我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刚才我讲的那项研究其实是我博士论文的一章，我的博士论文核心章节有三四章，我一直在努力把它修改成一本书。我认为一个社会学学者或者人文社科的学者不仅要发文章，更应该有一本著作来代表自己的学术成果。

第二个工作，也是我正在努力做的，是从县域城镇化的角度去看中西部县城房地产开发、教育资源集中、农民工到县里买房等趋势，对我所关心的农民工群体，包括女工的影响。比如我会特别关心女工陪读现象，因为过去几十年农村的教育资源都空了，有能力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都进城买房，相应地也会在县里边陪读边工作。我也关心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女工在工厂做工的情况。

二、成为女工：主动选择还是“不得不”的无奈？

陌生的乡土：说到农村进城女工，你能否用几个关键词帮我们梳理一下她们的特点？

王欧：首先是“城乡”。女工是指在城乡之间跨地区迁移的女性农民工。除了从老家迁移出去的女工之外，还有一些女工留守在老家陪读或者进入其他产业，这一部分也属于广义的女工范畴。这个群体的职业稳定性非常低，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她们会在城乡之间往返迁移。

陌生的乡土：所以在你看来，女工指的就是女性农民工，城市里在工厂上班的女性不属于女工范畴吗？

王欧：我是这样理解的：在中国当前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的背景下，女性农民工从事的是基层工作，劳动力市场会把城市户籍的女性托举起来，她们可以去做更高层级的工作，当然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人力资本更强，劳动力再生产资源也更多，她们面临的处境显然更好。所以，我把女工放在女性农民工这个范畴去理解。

第二个关键词是“产业”。女性农民工分布在多个产业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工厂女工，因为中国是世界制造的中心，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最典型的就是富士康工厂里的女工， iPhone的组装很多都是女工在做。

其次是服务业，比如家政护工、保洁、服务员等。

另外，在一些男性为主的行业中也有女工，比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我的一个老师就在专门调查女性卡车司机，还有随车的卡嫂。

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兴起，大量女工开始依托互联网平台从事劳务活动，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甚至还有网络主播。

陌生的乡土：主播也算？

王欧：有的工厂为了推销产品，会让流水线上的女工直播。还有一些小店主，开个小面馆、小废品店、小服装店，大多是开在工业区或者城中村，以家庭为单位，其实她们都算女工。

陌生的乡土：她们不应该属于小老板吗？

王欧：不是的，她们其实非常辛苦，赚的钱交完房租后剩不了多少，收入可能会比工厂工资略高。

第三个关键词是“代际”。女工一般分为老一代女工（出生于1980年之前）和新生代女工（出生于1980年之后）。当前学界还有一些比较新的提法，比如“零零后女工”“第三代女工”，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分成两代。

1980年之前出生的女工，大多在农村完成婚姻和生育，她们有农业劳动的经验，很多人在生完小孩以后就选择留守，不再出去打工。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女工，很多是直接从学校出去打工的，她们的结婚对象多数是在务工过程中认识的，而且可能建立起跨省婚姻。结完婚后，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返乡留守，但更多的人还会继续打工。

第四个关键词是“性别”。性别背后是家庭责任的分工和性别规范下的各种家庭义务。女工在结婚以后要回老家生养孩子，在孩子慢慢长大进入教育的关键时期，她们还要去陪读。家里老人身体出现问题需要照料时，她们也要承担照顾老人的工作。

陌生的乡土：在很多人看来，城市女性选择工作更多是追求个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农村女性也是同样的逻辑吗？她们成为女工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不得不”的无奈？

王欧：这个问题需要放在她们的生命历程视角下去讨论。我个人认为，在她们结婚成家，有家庭责任，特别是子女抚育、老人赡养这些责任之前，成为女工几乎完全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选择。因为如果她从学校毕业后，不外出打工，而是回到老家，她可能只能进入农业劳动，或者在附近县城做一份收入很微薄的工作。如果她通过同学关系、老乡关系或者网络介绍，进入城市成为女工，就可以获得工作和独立收入，还能体验城市文化和基础设施。

举个例子，我自己访谈的那么多新生代女工，她们在这个阶段都非常开心，第一个月的工资除了给家里寄一点，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女工不会给家里寄了，你想想她会做什么？

陌生的乡土：给自己消费，打扮自己。

王欧： 是的。姐妹们会约在一起去逛街。我访谈的女工们就跟我说，她们收到第一个月的工资非常开心，姐妹们三五成群去逛街，逛街逛到什么程度？逛到脚走不动了还要走。要去试各种衣服、鞋子，买各种东西。通过这些情景，我们可以看到成为女工，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对她们来讲非常重要。尽管在工厂里工作比较辛苦，但是她们通过职业进入城市，体验城市的文化，而且作为有经济能力的个体，可以追求自己的个性和美。

但是，当她们结婚成家，特别是有了小孩以后，成为女工的意义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她们面临着抉择：是留在老家带孩子，陪孩子成长，还是亲子分离，出去打工。当然有些家庭可以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但她要在照顾孩子的同时去工作，兼顾起来非常辛苦。这个时候，工作对她们来说，更大的意义是完成家庭的经济责任。因为如果她不工作，家里只有一个男性打工的话。

陌生的乡土：会少一份收入。

王欧：对。用我访谈对象跟我说的话就是，每个月挣的钱正好够家庭花。如果两个人都打工的话，可以留下一个人的钱用于孩子消费。把孩子养大需要花钱，如果孩子将来能读高中上大学，花费就更多。如果不能继续读书，还要考虑给他结婚成家，现在结婚村里建房已经不够了，要在县里买房。

陌生的乡土：还要考虑彩礼。

王欧：对。正是这样的家庭责任让她继续成为女工。但即便是这样的背景，很多女工也没有完全放弃自我，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点空间。我就看到很多很节省的女工，也会留一点钱花在自己身上，比如染头发，打扮得跟老一代女工不一样。和老一代女工完全被家庭淹没不同，新生代女工尽管会把赚的钱的大头给家庭，但还是会给自己留一点。这对她们的意义非常大。

陌生的乡土：所以女工年轻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发展需求，等到结婚生子后，完成家庭的积累就更重要了。

王欧：对的，不像早年只考虑自己，她要考虑的目标更多元。

陌生的乡土：她们既有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有不得不的因素在里面。

王欧：对，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力是不同的，权重也不一样。

陌生的乡土：回到农村结婚生子，然后在城乡之间往返迁移，是女工群体普遍的选择吗？

王欧：首先，这个现象肯定是普遍的。实际上，不只农民工群体，城市中产阶级坚持不婚的也是少数，我们通常称呼为打引号的“剩女”，她们基本上都是精英，属于塔尖上的人。中国目前流行的结婚观念要么是门当户对，要么是女性向上匹配，处于塔尖上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而大量的普通女性，尤其是农民工女性，还是普遍会结婚。

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结构性别比失衡，大龄单身男青年数量巨大，女性结婚就更加普遍了，因为她们会有很多的追求者。这就导致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中西部地区，包括河南、河北、江西、湖南、广西等地，新生代农民工，甚至00后农民工，她们的婚礼会提早提前。有的女工打工没一年，只要一回老家，就会有好几拨人去相亲，因为她们特别受欢迎。

从早年个体独立到结婚成家承担家庭责任，这个过程在女工群体里非常普遍，由此也带来她们职业生涯的中断，短期内她们可能选择在老家留守养育孩子，等孩子大了要权衡继续陪孩子还是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后一旦家里孩子和老人有什么需求，她又要立刻回去。

但是有没有差异呢？有。这个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农民工家庭积累不一样，这决定了她能够在哪里养育小孩。有的农民工家庭可以把小孩接到打工地，像江苏昆山就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女工就不用往返迁移，等孩子进入幼儿园后，她们可以做全职工作，也更像城市里的职业女性。

也有一些家庭没办法把孩子带到城市，而是在老家买一套房。等孩子读书的时候，她们可能会回去陪读，这就出现了“陪读妈妈”这个群体。更多的家庭，孩子依然在村小或者乡镇学校读书，她们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陪孩子，只能选择出去打工。

三、女工的增长：农村女性持续进城，女工占比接近40%

陌生的乡土：我们把视角稍微拉开点，从时间的维度看，女工群体的出现和发展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线？

王欧：改革开放以来的女工群体是缓慢出现的。农民工群体内部本身就存在性别分化，男性占绝对主导，女工的比例比较低。最早一批进城女工大致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数量比较少，主要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保姆，她们通过老乡相互介绍的传统方式形成了社会网络。其次是跟着丈夫一起出去打工。另外还有少数没有结婚的女性单独跟着老乡出去，进入的也是老乡所在的行业。这个阶段的进城女工数量非常少，主要是因为户籍限制比较严格，再加上很多地方有乡镇企业，农业在当时也还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大量女工选择留在农村。

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第一代女工大量进城，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在农村结婚的女性，她们会选择到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打工。这批女工基本上是60后70后，像我妈妈就有好几个姐妹是那段时间出去打工的。社会上出现了“打工妹”这个词，说的就是她们。学术界也开始大量关注女工，我记得有一本书叫《中国女工》，讲的就是1990年代第一代女工到沿海地区打工的情况。

陌生的乡土：第一代女工大量进城的原因是什么？

王欧：第一是人口因素的影响。假定1990年代出去打工的女性20岁，那她出生的时间是1970年前后，当时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人口基数本身就很大。第二，农业收益越来越低，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的负担重，有“三提五统”，在老家种地收益非常低，很多地方出现农地大量抛荒的情况。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年轻的女性离开学校之后，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选择进城打工。当然，还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虽然中国2001年才加入WTO，但大量港资台资在1990年代末就涌入了，城市就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迅速增加，出现了第一波女工的高峰。

农村女性往外走的趋势是持续向上的，女工的数量也一直在增长，之前我写文章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数据，女工占所有农民工的比例已经接近40%。

陌生的乡土：不到一半。

王欧：是的，还不到一半，但原来的比例就很低。经过19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高峰，还有本世纪20年来的线性增长，我判断女工数量未来还会持续增长。

陌生的乡土：为什么这么说？

王欧：首先，老一代女工即使年龄变大，如果家里没有极特殊原因，她也还能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话，她仍然会出去打工。我前两年在江西某个村子回访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案例，老太太已经63岁了，把公公养老送终以后，她还要去广州、惠州那边的小厂打工，因为厂里需要清洁工，需要人扫地做饭，和从事农业相比，在厂里打工收入更好。

其次，新生代农村女性在结婚成家之前出去打工已经是一个趋势。即便结婚成家了，很多人还是会选择继续在外打工，留守农村的女性数量越来越少。我之前看到一份关于农村留守妻子的数据，从之前的2000多万变成了现在的1700多万，并且一半多不住在农村，而是住在老家城镇。以前我们将农村留守人口称为“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但现在的农村“38”（女性）的数量已经很少了，你在农村很少能见到留守的年轻女性。

反而我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新生代女工身上出现了“母职的经济化取向”，就是说她们越来越迫切地想出去挣钱。我在访谈时就看到，很多年轻妈妈在孩子周岁，甚至不满周岁，只有两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出去挣钱。这个现象是违背常理的，因为作为父母谁都想多陪陪孩子，但今天的农村女性大量离开农村，背后的原因是现在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她们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努力，不得不出去。关于这个现象我近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小文章，进行了更详细地说明。

说到女工数量的增长，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原因，这跟搞了这么多年的中西部县域城镇化有关，很多农村女性会去县里陪读，陪读间隙她们也会在县里的工业园或者服务业找一份工作。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女工数量的持续上升，而且我判断会持续上升。

陌生的乡土：会出现峰值吗？上升到某个阶段就不再上升了？

王欧：我个人觉得不一定会，这个趋势和三个因素有关，首先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我认为移民群体的女性化在全球是一个趋势。你可能了解东南亚地区、阿拉伯地区，还有印度等地对外输出的劳动力很多都是女工。

陌生的乡土：菲律宾的菲佣？

王欧：对。因为产业结构向后工业转型，制造业的占比没有原来那么大。服务业在不断扩张，需要的劳动力早就超过制造业。实际上，中国已经出现这个趋势了。我推测新的产业结构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比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医院的护工、家政服务等，都需要很多女工。所以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女工需求会持续增加。

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讲，我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迁离村庄，农村没有村小，农村医疗资源越来越弱，大量的学校办在县城，女性也会随之进城。甚至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慢慢也开始向流动人口开放，这样她就可以把小孩带到打工地上学。所以公共服务的变化也会增强女性往外走的趋势。

除了上面两个原因，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就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现在中西部很多乡镇，初中毕业直接打工的女性越来越少，再怎么着也要读个中职，甚至大专。我个人的判断是，随着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她们更不愿意进入农业，而是会跟城市里的产业更加亲和、更加匹配，更不用说她们在学校所接受到的一些观念，比如她用手机上网、看剧，她交的朋友，她们的消费都是城市化的。

基于这些因素，我判断将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差异会缩小。至于说女工数量会增加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接近男工，甚至超过男工，这个不好判断，可能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因素在影响。

陌生的乡土：这个趋势不会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吗？比如金融危机，城市没有工作岗位，大量农民工返乡，女性农民工的数量是不是也下降了？

王欧：你观察的很对，但经济的波动不只影响女工，而是会影响整个农民工群体。我们也要具体分析每一次经济波动，看它怎么影响产业结构。从我们追踪的情况来看，比如疫情期间，农民工返乡之后，他们没有进入农业，而是闲着等机会。为什么呢？因为进入农业需要投入，要买化肥买种子，还要搞土地，农业的周期又很长。等到后面疫情一结束，他们马上就出去了。

所以我的判断是，经济周期对他们的影响是暂时性的，背后根本性的因素是老家没有产业，没办法吸纳劳动力，即便有产业，农民工自己也会比较，发现老家产业带来的回报和城市产业带来的回报差距很大。

据我了解，现在农业收益非常低，尤其是传统农业。不扣除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一亩水稻一季纯收入大概是1000多元。如果女工去建筑工地，可能两三天就能赚1000元，进入服务业一个月也能赚几千元。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民工群体还是非常理性的。

四、女工的困境：第一代女工担心如何安度晚年，新生代女工遭遇职业“断裂”

陌生的乡土：我们今天关注女工，更多是关注她们可能面临的困境，在王老师你看来，女工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王欧：第一代女工中有很多还在外面打工，比如在一些城市，我们依然能看到头发花白的清洁工、建筑工、家政服务员，还有做园艺园林的，她们为什么那么大年纪还漂在外头打工？我觉得她们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养老资源不足。

第一代女工，尤其是50后60后，她们普遍的情况是早年打工没有交够社保，一旦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只能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回到农村领农保，那个是比较低的，只有几百块钱。她们仍然打工的考虑是，如果生病了怎么办？如果动不了了怎么办？如果不能再挣钱了怎么办？对她们来讲，有积蓄就用积蓄，剩下的只能向子女要。问题是她们的子女可能没有赶上大学扩招，即便赶上大学扩招了也不一定有机会上大学，他们好多也是农民工，有自己的负担，所以第一代女工也不愿意跟子女要钱。她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小病基本上不看，能忍就忍，一旦要去看了基本都是大病，其实这样反而得不偿失。这个现象我看了很心酸。

除了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缺乏外，她们还欠缺养老知识和健康知识，但又没有系统的渠道去获取。对第一代女工来说，她们最大的困境是如何安度晚年。

陌生的乡土：说到这儿，有一个相关的问题请教王老师，关于农村养老金的问题，有学者说单纯提高养老金不能解决问题，但网友不买账，说你先提高了再说，你怎么看？

王欧：我觉得，差异化非常重要，哪个群体的需求最迫切？比如60岁到70岁是一个梯度，可以少一点，70岁到80岁是一个梯度，相应提高。现在也有梯度，但梯度太小了。实际上越到生命晚期，农村老人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

我也看到有学者提出可以根据当年为国家交的税，像农业税，三提五统，以这个为基数进行测算，来提高养老金标准，这个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另外我还想说，其实农村老人，只要她们还能动，能动的意思是能干活，即使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她们还是会干活的，退好多步来讲，她们仍然可以通过劳作来吃饭，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最担心的是两种情况，第一是生大病，一旦生了大病，她们的积蓄和子女的积蓄很快就花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大病医保方面做一些调整安排。

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老人的照顾，尤其是失能以后的照顾。我看到的情况是农村照顾资源在流失。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中是夫妻俩相互照顾，最可怜的是老太太，因为一般是老头先走。说到这个我就有一点动感情，我在湘西农村就看到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她一个人过，能做什么饭呢？只能热个米饭，搞一点菜，每天都这样。她当然有子女，但是子女在外头打工。谁来管这个老太太？谁来管第一代女工最后那段动不了的日子？

还有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加剧了这个问题，比如教育资源开始离开村庄。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到乡镇甚至县里读书，这个时候如果老人陪不了小孩，只能年轻的女性去陪，她们也就不在村子里住了。不像以前，义务教育阶段还在村里的时候，年轻女性照顾孩子的同时，还可以顺便照顾老人。随着教育资源的上移，年轻女性也离开村庄，留下没人照顾的老人。

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当她们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她们“动不了”之后，她们的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包括失能之后的照护护理，是很大的问题。

陌生的乡土：这是第一代女工的困境，新生代女工呢？

王欧：新生代女工的困境更加多元。对于很多初中或者职校毕业的女工来说，她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在城市里打工对她们来说不是一个有发展性的工作。她们的工作没有职业资本的积累，没有发展的轨迹。比如在工厂里做女工，两三年最多做到一个线长或拉长，在海底捞做服务员，可能最多做到小组长，后面就没有了。如何能让她们有职业技能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她们普遍面临的情况是，我今年到这里打工，回去过一个年可能就换工作甚至换城市了，高流动性的背后是职业技能和人力资本没有发展性。

第二，她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结婚成家，家庭化转型意味着她们要中断职业生涯，回老家生养孩子，甚至在老家留守。新的家庭责任对女工来说是巨大的冲击，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叫“断裂”，职业生涯的断裂。她们只能离开城市，回到她的老家或者丈夫的老家。如果是跨省婚姻，还需要适应夫家的环境，她可能连那个村子的话都听不懂。

等完成了早期的结婚成家，也抚养了一段时间孩子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亲子分离”，毕竟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农民工家庭不多。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很多新生代女工最头疼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性别结构下，小孩读书不好，往往妈妈要承担更大的心理负担，因为大家对父亲的要求是你把钱挣回来。所以很多女工在子女教育的关键期，比如小升初，初升高，甚至高中阶段回去陪读。陪读妈妈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配置问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新生代女工群体的社保缴纳问题。我自己心里比较高兴的是，新生代女工在缴社保这个层面比老一代女工更积极，她们更追求这个东西，比如我看到一个研究，郑州富士康的女工，虽然工资很低，工作很枯燥，但是她们看中的是公司会给她们交社保。她就在那里坚持，目标就是缴满15年社保。当然这是相对规范的公司，其他行业像外卖女骑手，网约车司机，还有商场里的服务员，小店主等等都没有社保。

我从2014年开始跟踪女工群体，到现在也十多年了。之所以跟踪这个群体，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就是女工。如果新一代女工又重复我妈妈那一代女工她们的社保养老状态，我心里真的非常难过。我们社会在很多层面都在进步，大家收入更多，工作更体面，但在社保层面如何能让新生代女工进入社保体系，缴满这15年，避免老一代女工的养老困境，我觉得是当前很迫切的问题。你看80后女工最大的也45岁了，到60岁正好还有15年。我希望更多人从这个角度思考新生代女工的困境。

陌生的乡土：相比于王老师你说的女工困境，我一开始可能关注的是工作环境的恶劣，或者工作时间长等，跟你说的这些困境实在没法比。

王欧：工作的确不容易，比如她在工厂工作要加班倒班，她在服务业工作晋升机会也有限，还有技能不能发展，工作稳定性不高等问题。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关注，尤其是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所谓的新就业群体，比如女骑手工伤了怎么办。但是我个人认为刚才讲的那些家庭化冲击，亲子的长期分离和子女教育带来的女工职业生涯的断裂，还有社保的问题等，对她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

无论是第一代女工还是第二代女工，她们在工作上都非常能吃苦，她们的双手制造了非常多的产品，创造了非常多的劳动价值，但反过来我们对她们的工作、劳动和职业的关注远远不够。

我看到一些男性，哪怕他有老婆孩子，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努力挣钱把钱拿回家，结果导致家庭里的女性负担更大，她们既要去挣钱，又要管这个家，这样家庭里的女性多半有明显的男性化倾向。我曾经接触过很多在城乡之间开车的女司机，一开一两百公里。这些女司机要么丧偶，要么家里男的不挣钱，在这样的性别结构下，女性的压力更大。

我们这个社会在不断进步，也越来越倡导男女平等，我所关注的女工群体，她们更需要帮助去化解她们身上的性别化压力，她们显然比城市中产阶级女性面临的困境要多得多。中产阶级女性育儿可能还有婆婆帮忙，老公也会参与，至少礼拜六礼拜天要参与。当然，即便城市中产女性经济资源更好，她们身上也有性别压力，但远远没有我们今天讨论的女工肩上的压力大，纠结多。

陌生的乡土：这么说的话，外出打工真的能够提升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吗？“女工”的身份带给她们的是更多选择的自由，还是让她们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束缚？

王欧：如果女工可以工作，哪怕是她把孩子放在老家留守，她的地位都会更高。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女工挣的钱跟她老公是一样的。一个在老家长期留守的女性，每个月都等着老公打钱，哪怕她承担了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她在性别结构里也是不平等的。工作会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第一。

第二，家庭的责任存在性别化的分担，对于男性，社会一般期待他挣钱，他能挣到钱，在家里就有正当性。虽然现在普遍存在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的“父职缺位”现象，这个现象肯定比中产阶级严重，以至于留守儿童跟父亲之间关系很淡，父亲不知道怎么去管教孩子，通常就是把孩子打一顿。即便如此，男性在家庭里的角色依然是只要他“挣了钱不在外面花，把钱拿回来”就OK了。

在这种性别化的家庭责任分担机制下，女性需要承受的显然更多，一方面要挣钱，刚才我也说了，现在养孩子越来越贵，越来越难，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性别观念又认为照顾孩子和老人是女性的义务，孩子将来没出息是女性的责任。这部分新增的压力加到女性身上，就会打破男女通过工作挣的差不多所形成的相对平等的结构。

家庭责任在男性身上是比较单一的，男性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个责任，但女性就会各种纠结和拉扯，物理上的表现就是她们会在城乡之间移动，责任方面的表现是她们会在一个时间点去挣钱，在另外一个时间点回去陪小孩，心理层面上她们会纠结和焦虑。

陌生的乡土：那外出打工还有意义吗？听完你的分享我甚至有一些丧气的想法，她们与其出来打工再回去承担家庭责任，还不如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外出打工反而让她们承担了双重的压力？

王欧：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有生命历程的视角。女工什么时候地位最高？结婚成家之前。因为年轻的男性会追求她们，会甜言蜜语制造浪漫。一旦结婚成家，就会面临您刚才说的两难：做一个主妇留守还是像她老公一样外出打工承担经济责任。我个人觉得，跟她在家做主妇相比，放弃家庭养育出去挣钱，甚至挣跟老公一样多的钱，实际上她出去挣钱也是为了孩子，这个时候她的地位更高，在家庭的话语权更大，说话也更有分量。

陌生的乡土：所以你还是鼓励她们走出去？

王欧：对，我鼓励她们走出去。我希望她们在走出去的同时，能够把家庭和孩子也带出去。我也希望我们的城市社会更有包容性，这样才能解决我说的两难，至少可以让这些女工和城市女性趋同。

五、如何避免新生代女工重复老一代女工的困境？

陌生的乡土：所以需要很多配套的政策和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最后要聊的话题，你觉得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些困境？

王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当前最迫切需要公共部门关注和支持的，就是老一代女工退出劳动力市场返乡之后的养老、医疗和照护问题。无论是互助养老，农村养老院建设，还是县级医疗机构统筹医疗资源，甚至国家层面针对农民工输出比较多的落后地区实行转移支付，给那些不能动的或者到了生命后期阶段的女性提供照护服务。这个要成为乡村振兴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希望乡村振兴不仅关注产业、组织、生态等方面，更不能仅仅关注那些吸纳了无数资源的典型村，而是要真正回应农村社会最迫切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包括这里说的第一代女工的养老、医疗和照护等就是这样的基本问题。

另外一方面，新生代女工如何进入社保体系缴满15年以便她们成为大龄女工后每个月能领几千元，像城镇居民一样，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就涉及农民工如何把子女和家庭带到打工城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严重依赖外来人口的地区，像江苏的昆山、太仓、江阴等地，当地村里和乡镇的人都到市里买房了，加上生育率的降低，很多教育资源，比如校舍就闲置了，我们能不能把闲置的教育资源更加有效地和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需求匹配，这是当前完全可以做的。

多说一个建议的话，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打工城市能够真正放开异地中考和高考。很多女性会把孩子带到打工地，看到孩子读书不错，通常会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回老家，女性又会跟回去，刚才说的性别压力又加在她们身上。虽然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放开了，但只有职校开放。如果这些孩子能够在打工地参加中考和高考，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亲子分离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城市甚至某一个省就能解决的，可能需要中央层面的统筹。

陌生的乡土：听起来王老师你还是比较乐观的，有很多可作为的事情去推动女工困境的改善。

王欧：我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经历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且我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经济体系的价值链会不断攀升，社会的公共服务也会逐渐完善。

我个人认为，一个社会向现代转变，农业社会的功能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农业部门所吸纳的劳动力都是很少的，不说美国和欧洲，就像日本、韩国，农业所吸纳的劳动力都是10%以下，我们国家是多少？超过20%。

随着代际的发展，一代一代人往前走，后面一代人她们能够进入的产业，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会更加多样和完善，我们今天提到的那些困境也将会逐渐减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万象工场，作者：学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