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山怒，立于殿上，引佩刀斩祁尚。玄宗在屏风后，但闻佩刀声，皇泣不自胜。”——《旧唐书》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的一个清晨，长安大明宫内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血案。当朝最受宠的权臣安禄山，竟在金銮殿上当众拔刀，直接斩杀了御史中丞祁尚。彼时，唐玄宗正躲在屏风后，耳边只回荡着刀锋破空之声，却无力阻止，只能暗自垂泪。这一幕不仅让满朝文武心惊胆战，也揭露了当时唐朝中央权力的虚弱与藩镇势力的嚣张跋扈，成为安史之乱爆发前最关键的导火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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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臣崛起，藩镇坐大

要理解这起命案，先得回顾当时的背景。安禄山出身契丹混血，精于骑射，机敏多变。他官至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十五万，成为大唐北方最具威慑力的军事统帅之一。《资治通鉴》记载他“善伺上意”，能说会道、巧于逢迎，再加上杨贵妃的偏爱与宰相李林甫的扶持，使他深受唐玄宗宠信。朝中几乎无人敢公开与他为敌，权力与军事实力让安禄山逐渐有恃无恐。

事实上，朝廷中早有人察觉不对劲。当时的谏官张倚就曾上书直言：“安禄山骄横太甚，恐生他变。”然而，结果却是张倚被排挤出朝，这也让朝臣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安禄山面前，忠言不如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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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祁尚之死，蓄谋已久

这场血案的导火索是御史中丞祁尚。这位御史性格刚直，《新唐书》记载他“性刚直，不畏权贵”，一向以铁面无私著称。祁尚掌握证据，发现安禄山在范阳大肆敛财、任用亲信、违法乱纪，于是上奏弹劾，要求朝廷彻查。

然而，安禄山把祁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旧唐书》记载，他对心腹放言：“此人若不除，终为吾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祁尚之死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安禄山早有预谋。

更为骇人的是他选择的行凶时机。安禄山故意挑在早朝之际，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拔刀行凶，就是要震慑群臣、树立威信。金銮殿内，朝服肃立，佩刀破风，鲜血溅落玉阶，场面之震撼，足以让所有人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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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玄宗隐忍，朝臣噤声

唐玄宗的反应让人唏嘘。《资治通鉴》记载，他“在屏风后，但闻佩刀声，皇泣不自胜。”堂堂一国之君，却不敢当场制止，甚至连事后也没有追究。这不仅是因为安禄山握有重兵，更是因为玄宗对他宠信已深，内心早已陷入对藩镇的依赖之中。

事实上，玄宗并非毫无警觉。《旧唐书》记载，他曾私下对大臣感叹：“朕知禄山必反，但老矣，不欲治他。”言下之意，他明知安禄山是隐患，却因年老心疲，不愿触动庞大的藩镇势力，将这个烫手山芋留给后人。

而满朝大臣的反应更加耐人寻味。《新唐书》写道：“百僚皆惊，莫敢言。”早朝上所有能言善辩的官员，此刻都噤若寒蝉。尤其是宰相李林甫，这位善于权谋的老狐狸“虽知其必反，犹与之善”，在危机面前选择明哲保身，这种政治冷漠更让朝廷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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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藩镇恣横，权力失控

安禄山的嚣张来源于军事实力。《新唐书》记载，他“节制三镇，精兵十五万”，其中光范阳一地就有八万铁骑，堪称北方屏障。他善于笼络部下，行赏罚分明，《旧唐书》说他“赏罚随心，将士乐为用”，因此部队上下几乎完全成为他的私人军队。这才是他敢在朝堂上公然杀人的真正底气。

更令人警觉的是，祁尚被杀之后，安禄山的野心并未收敛。他借口“奉旨缉拿奸细”，在范阳大肆清洗异己，《旧唐书》说他“杀人如麻”，手段极为残酷。朝廷对他的行为无可奈何，中央的威信在北方彻底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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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史之乱的阴影

这起血案不仅震动长安，更成为安史之乱的前奏。《资治通鉴》评论道：“自是朝廷威令不行于范阳。”从此，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几乎完全丧失，藩镇割据的趋势愈发严重。

更讽刺的是，当时朝堂上仍有人为安禄山辩护。《新唐书》记载，有大臣声称“禄山忠心为国”，甚至把他吹捧成国家的栋梁。事实证明，这种盲目的溜须拍马不仅助长了安禄山的野心，也让唐王朝一步步走向深渊。不到一年，安禄山果然起兵造反，大唐盛世自此走向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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