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最近有一次出差，抵达上海时已近深夜，许是太久没坐高铁，一路头疼得厉害。回到家后，我匆匆洗漱完便上床歇息。临睡前，想着帮家人约好第二天早上六点半的车，当时只看到出租车预约成功，快车却始终处于“正在找车”的状态。我想着一个平台、一部手机，总归应该约的是一辆车，便没再多留意，转身就睡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平台竟同时匹配到了两部车。我让家人先上了那部显示有清晰行车轨迹的出租车，另一部则先搁置着，打算先看看平台的处理方案，若实在协调不了再付款。

这么一折腾，我也彻底没了补觉的心思，索性早起拨通了客服热线。客服的服务态度倒是不错，坦诚说是平台系统出了疏漏，还承诺后续会优化改进。恰好这时，家人发来消息说已经到车站了，我悬着的心落了地，又躺了会儿才起身。

恰在这时，水水发来信息，提议说“不如聊聊未来十年”。其实这个话题，之前在北京和朋友们聚会时也聊起过——大家都忍不住感慨，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身边的人和事渐渐变得越来越陌生，生活里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多，常常让人觉得力不从心、身不由己。

细想下来，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追逐，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生活困惑，它既是文化议题，也是哲学命题，更深刻藏着中西方的文化属性差异。

西方文明属“神本文化”，在他们的认知里，唯有“神”是绝对确定的，其余万物皆充满变数；而中国文明向来“以人为本”，除了“天”的意志难以捉摸，世间大多事与理，似乎都有章可循、相对确定。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那就顺着这份思考，聊聊未来十年里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吧。

02

中国文化里，“追求确定性”的基因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容易忽视它，也太容易不信它。

比如“富不过三代”，是家族兴衰的大概率确定；“四十不惑”，是人生阶段的认知确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世事变迁的规律确定；“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是境遇起伏的常态确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人情关联的现实确定；“七十三，八十四”，是民间对生命节点的共识性认知；“女七男八”，是传统对生理节律的经验总结；哪怕是“不听老人言，快乐大半天”这种戏谑式的俗语，也藏着对生活经验的确定性调侃；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更是中国人精神追求的永恒确定……

这类关乎人心、人性、人情的俗语、谚语与箴言，多得数不清，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随口道出几句。这便是中国文化沉淀下的“确定性”，久而久之，便成了我们日用而不觉的“常识”，或是安身立命的“生命规矩”。

反观西方文化，它向来更接纳，甚至主动追求不确定性。自1840年起，中西方文化才真正开始剧烈地碰撞与交融，如今已走过180余年——若以“三十年为一代”计算，如今已整整六代人；若以“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周期”来看，也已走过三个甲子，正迈向第四个甲子。

但即便与西方文化交融这么久，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更笃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确定性，也正因为这份笃信，养成了中华文明里最具韧性的品格——那便是“熬”的精神。

未来十年，这份“确定”与“不确定”的交织，或许会愈发明显。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会如何重塑职业边界，不知道全球气候变迁会带来怎样的生活调整，不知道下一个技术风口会落在何处，这些“不确定”像雾一样，让前路显得模糊；但我们同样能确定，“富不过三代”的警示仍会提醒人们守住本心，“自强不息”的信念仍会支撑人度过低谷，“三十年河东河西”的规律仍会让困境中有转机——这些刻在文化里的确定，会成为应对不确定的“心力”所在。

甚至可以说，未来十年的智慧，或许就藏在“以确定应不确定”里：不必为技术迭代的速度焦虑，因为“厚德载物”的包容能让人学会适应；不必为人际变化的疏离不安，因为“人情世故”的温度仍在滋养关系；不必为时代浪潮的汹涌恐慌，因为“熬”的韧性本就是中国人应对变迁的底气。我们大可以带着这些文化里的“确定”，从容走进那些尚未可知的十年。

03

俯瞰人类文明的壮阔图景，两条基调迥异的水系，早已在地理与人文的经纬中刻下基因——

一条是西方文明，如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般奔涌——发源于古希腊的山巅、希伯来的圣境，认定一个方向便穿山劈石，以“不回头”的姿态奔向未知的海洋；

另一条是中华文明，似黄河与长江滋养的洞庭、鄱阳——纳百川而不溢，随四时更迭循环自新，将天地人伦都涵养在“周行不殆”的胸襟里。

这不仅是地理的隐喻，更是两种文明底层逻辑的诗意显影：西方的“进化路径”，是向远方的远征；中国的“循环路径”，是对根源的守护。

西方文明的进化征程是一条目标明确、以“超越”为信条的大河，处处充满丛林法则。

这条大河的源头，一端连着古希腊的“逻各斯”——亚里士多德认定“自然趋向于目的”，赋予万物以线性发展的逻辑；另一端系着希伯来的一神论——从“创世纪”到“末日审判”，历史被框定为“有始有终、不断进步”的救赎叙事。

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言，西方历史是“精神不断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这种单向时间观，让大河自诞生起就带着“奔向彼岸”的执念：中世纪是“上帝之国”，文艺复兴后是“理性天堂”，工业革命后是“现代性乌托邦”。

大河的前行，从来不是温柔的流淌，而是“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的竞争与超越。

河道即规则：它冲刷出清晰的河床，如同罗马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又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三权分立”的框架——为竞争划定边界，却不阻止水流的湍急；支流的角逐：从雅典城邦的“公民竞技”到中世纪的“城邦争霸”，从殖民时代的“帝国角逐”到现代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沿途支流唯有足够强劲，才能汇入主流，否则便会被裹挟、干涸；

改造世界：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征服自然”的手稿，到工业革命时蒸汽机“驯服动力”的轰鸣，人类始终以“人定胜天”的意志让大河截弯取直、修筑大坝，将自然与命运，都视为需要被改造的“阻碍”。

它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帆船，是牛顿拆解宇宙时的棱镜，充满了动态、野心与冒险精神——歌颂“开辟新航道”的英雄，推崇“打破旧秩序”的革命者。

但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警示的，这种“决绝的前进”往往伴随着对原有生态的破坏：殖民时代的“文明输出”无视土著文明的存在，现代社会的“效率至上”撕裂了社群关系，而“妄自尊大”的流向，也让大河时常陷入“非此即彼”的漩涡。

大河的奔涌，是文明向未知的宣战，却也可能在疾行中遗失沿途的风景，从而沉淀为在开拓中撕裂，在进取中迷失的文明气质。

04

中国文化的循环智慧与关系法则是一片涵养万物、以“平衡”为灵魂的湖泊。

这片湖泊的源头，藏在《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里，藏在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中，也藏在儒家“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王朝更替观里。它没有预设的“终极彼岸”——宇宙是“阴阳相生”的循环，王朝是“盛极而衰、衰极复振”的轮回，人生是“生老病死、薪火相传”的延续。

孔子观川而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是悲叹时光的线性流逝，而是感慨“流水不竭、循环不止”的生机——恰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文明“不追求‘一次性的突破’，而追求‘永续性的绵延’”。

湖泊的稳定，从不依赖“强力”，而靠内部万物“水波相联、涟漪相接”的共生。

差序的涟漪：费孝通曾用“差序格局”形容中国社会——如同投入湖心的石子，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导出亲属、邻里、乡党、国家的关系，每个人都在涟漪的特定节点上，守着“亲疏有别、远近有序”的分寸。

水面的平衡：任何局部的风浪（如宗族冲突、地方矛盾），都先靠“人情”“面子”“乡约”调节——就像古代的“乡老调解”，现代的“人民调解”，法律是最后的“堤坝”，却从不是首选的“工具”。正如《论语》所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和谐的本质是“人心的平衡”，而非“规则的强制”；

生态的内化：外来之水从不是“敌人”——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的“格义”、唐代的“本土化”，最终演化出“禅宗”这一中国化的流派；近代西方科技传入，也被纳入“中体西用”的框架，成为滋养自身的“活水”。这种“同化力”，恰是湖泊“容量”的证明。

它是历经二十余朝仍未中断的文字体系，是灾荒岁月里“守望相助”的乡邻情谊，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与包容。但过度的平静也可能藏着危机：明清时期的“海禁”，如同在湖泊周围筑起堤坝，挡住了外来的“活水”，也让内部水流渐趋滞涩；而复杂的“关系网络”，有时也会滋生“人情大于法理”的淤积。

湖泊的静定，是文明对根源的守护，却也需警惕平静下的滞涩，从而沉淀为在绵延中坚韧，在静定中滞涩的文明气质。

05

当奔流的大河遇见沉静的湖泊，文明的对话从不是“谁吞噬谁”，而是“如何共舞”。

近代以来，大河与湖泊的第一次剧烈相遇，曾充满误解：大河批评湖泊“没有方向、停滞不前”，将中国视为“需要被启蒙的落后者”；湖泊则忧虑大河“过于冲动、破坏和谐”，将西方科技视为“会摧毁伦理的洪水”。

这背后，是“契约精神”与“人情社会”的摩擦，是“绝对真理”与“中庸之道”的分歧，是“个体优先”与“集体至上”的碰撞——就像19世纪的“中西体用之争”，本质是两种文明“生存逻辑”的角力。

如今，两条水系终于开始看见彼此的价值：

大河开始反思——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生态危机的警示，西方学者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感慨，人类需要“中国的‘天人合一’智慧”来应对全球问题；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本质是大河向湖泊学习“循环共生”的逻辑；

湖泊也在求变——改革开放如同打开了湖泊的“闸门”，主动引入西方的“市场活力”“科技思维”，让内部水流重新涌动。从“深圳特区”的开拓，到“人工智能”的追赶，中国正在用“大河的开拓精神”激活“湖泊的深厚底蕴”。

人类的未来，从不是“大河改道”或“湖泊枯竭”，而是构建一个“江河与湖泊共生”的水系生态：

大河仍需奔流：在科技探索（如航天、生物医药）、个体权利保障（如公平正义）的领域，我们需要大河“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去突破未知的边界；

湖泊不可或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维护国际和平、传承文化根脉的议题上，我们需要湖泊“全局观”与“和谐智慧”，去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交汇之处最富饶：就像长三角、珠三角——既有“大河般”的经济活力，又有“湖泊般”的文化底蕴，成为文明的“富庶地带”。恰如费孝通所言，未来文明的方向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文明的真谛，从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江河与湖泊共赴的星辰大地。

06

大河以它的征程，定义了文明的“广度”与“速度”——它让人类走出蒙昧，驶向星辰大海；湖泊以它的静定，守护了文明的“深度”与“温度”——它让人类记住根源，诗意栖居。

我们不必追问“江河与湖泊孰优孰劣”，就像不必追问“开拓与守护哪个更重要”。

理解这两条水系的逻辑，便是理解了人类文明的“双面性”：既要像大河般勇敢地“向外探索”，也要像湖泊般坚定地“向内扎根”。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同一个星球上，既拥有“驶向远方”的决心，也保有“回归家园”的安心——这，便是双轴文明给予人类的终极启示。

大河丈量文明的脚步，湖泊沉淀文明的厚度；脚步与厚度同行，才是人类文明的完整模样。

未来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在这些哲学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知止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