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9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吕凡和助理王燕萍，在大运河畔就污水排放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以法治力量守护清水绿岸。受访者供图

在北京，一处历史建筑是否依法得到保护，一项公共设施是否消除安全隐患，背后不仅是行政管理问题，也关乎法律监督的深度与效度。10年来，随着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首都落地生根，一种以法治方式守护公共利益、推动社会治理的路径逐渐清晰。

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在13个省（区、市）开展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北京是其中唯一的直辖市。10年来，北京市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16286件、提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4856件、提起公益诉讼205件，支持行政机关作为赔偿权利人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400件。

2024年3月，北京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把北京市检察机关从公益诉讼改革试点以来的工作实践和成功经验上升至制度层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北京公益诉讼的10年实践，提供了可观察、可借鉴的首都样本。

筑牢生态与文脉安全防线

试点以来，北京检察机关始终将公益诉讼实践与首都功能定位紧密结合，公益诉讼的着力点，正是首都发展的关切点。

密云水库是首都的重要水源和生态屏障，密云区人民检察院精准锁定库区范围内近6万平方米违法建设的养殖、种植大棚，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并持续跟进监督，推动全部违建拆除，促成水库实施全封闭管理。

近年来，北京的水更清，天更蓝，背后有“检察蓝”的默默努力。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和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北京市首例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针对企业喷漆废气未经处理直排问题，检察机关运用虚拟治理成本评估方法，量化了损害数额，依法追索生态损害赔偿金89万余元并执行到位。

10年来，北京检察机关共督促清理各类垃圾200余万吨，关停整治污染企业122家，追索生态损害赔偿金4.5亿余元，用司法力量绘就美丽北京新图景。

守护首都历史文脉，也是检察机关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的生动缩影。2025年，在延庆区人民检察院主导下，一场长城脚下的公开听证会推动百年岔道古城长城城墙实施抢救性修缮，并同步建立传统村落保护联席会议制度，以法治方式守护文化遗产安全。

经营绸缎生意数百年的谦祥益是非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其墙面坍塌问题亟待解决，行政机关主动提出希望检察机关在谦祥益文物修缮工作上提供支持，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推动以“市、区两级政府补贴+产权单位出资”三方参与模式解决资金难题，文物建筑全部修缮完成。

“监督不是对抗”，将公益诉讼工作融入首都治理大局，不仅是检察机关的共识，也带动了相关行政部门的理念转变。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推动治理重心前移，有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为服务花园城市建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印发工作指引，8家检察机关联合生态环境、园林绿化等部门建立公益修复基地和减碳示范林，通过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方式，推动生态修复与责任落实有机衔接。

公益诉讼的“撬动效应”，有效促进了协同共治。通过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等方式，搭建起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社会力量之间的沟通平台，形成职责清晰、协作有序的治理合力，检察机关通过个案办理推动类案治理、源头治理，将成熟做法固化为办案规范和工作机制。

以案促治 聚焦民生关切

“检察官也是老百姓。感知到办案带来的生活变化，会觉得自己做公益诉讼这件事特别有价值。”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于静感慨地说，“它跳出了传统的司法圈评价你的工作，放在了整个社会的维度中。”

一件“驴肉火烧”变“马肉火烧”的案件，让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玉洁时至今日仍很愤慨。她回忆，案发后，供货商和餐饮公司并未依法召回已售的涉案菜品，随后，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将供货商和该餐饮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提出销售金额一倍即807993.85元的惩罚性赔偿，同时要求二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此案是北京市检察机关在食品安全领域首次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对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成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例。

围绕群众日常生活，公益诉讼持续发力：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推动清退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自提点50余家；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扫码点餐中过度收集个人信息问题……

在特定群体保护方面，检察机关聚焦无障碍环境建设，推动公共设施精细化改造；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围绕校园周边安全、违规销售烟酒、网络平台不当收集信息等问题开展重点监督；在检察公益诉讼的推动下，40余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社会反响积极。

如何把握公益诉讼的线索选择？于静表示，关键还是以“可诉性”指引严把案件质量关，准确把握“适格诉讼主体”“违法行为”“公益损害事实”“法律明确授权”4个要素，坚持质效优先、遵循司法规律，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一基本价值追求落实到位。

“要听民声、民诉、民想”，“获取公益诉讼线索，一定要接地气”，目前，北京“益心为公”志愿者规模已达1863人，为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和社会协同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科技赋能增效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面对超大城市治理复杂性，北京检察机关以科技赋能公益诉讼履职。

健身房、培训机构等“闭店跑路”导致资金无法追回，预付式消费乱象亟待整治。2023年，朝阳区12345市民热线涉预付费问题投诉近7万条。为此，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搭建“单用途预付卡规范治理”大数据模型，督促相关部门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对372家企业责令整改，资金存管平台入驻企业和存管资金量大幅提升。

检察机关协同行政机关构建风险企业“画像”，提炼未备案、未进行资金存管、12345投诉举报、网络舆情、工商变更、经营异常、连锁闭店等14个预警指标植入风险监测平台，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在生态环境领域，北京检察机关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借助遥感技术、无人机勘查，锁定大气污染、流域排污等人力难以企及的隐蔽线索。

在于静看来，科技不仅拓展了检察官“目不能及、腿不能及”的范围，更打通“脑力不及”的壁垒，让零散数据指向规律性问题。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为重要契机，突出引领公共意识、突出监督公权机关、突出维护公共利益，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件公益诉讼案件。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胡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