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印尼爆发了震惊全球的黑色五月暴动，数千名华人在这场有组织的屠杀中惨遭杀害，数百名妇女在暴乱中遭到强奸。这场暴动的规模之大、暴行之残忍，深深刺痛了全世界华人社区的心。面对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国政府做出了撤侨和外交抗议的决策，而不是出兵干预。2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头审视这一历史时刻，不难发现，当时的决策背后，隐藏着无奈与深思，它远比出兵二字要复杂得多。

1998年5月13日，印尼雅加达的天空被滚滚浓烟笼罩，街头暴徒四处横行，破坏一切。成群结队的暴徒，身穿军装，戴着统一头巾，骑乘军用卡车，冲进华人社区，疯狂地杀戮、抢劫、纵火、强奸。整个城市瞬间沦为地狱。与此同时，棉兰、梭罗、泗水等多个城市爆发了类似的骚乱。这场暴乱被后世称为黑色五月暴动，其残酷程度无法用言语形容。暴徒们的行动极为协调，似乎对华人家庭的位置了如指掌，且作案方式带有明显的军事训练痕迹。令人痛心的是，印尼军警对此无动于衷，甚至默许了暴行的发生。

关于暴乱中的伤亡情况，不同机构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统计数据。印尼官方的调查报告称，有1250名华人死于暴乱，85名妇女被强奸。然而，人权组织的估计则要高得多，仅雅加达一地就有超过5000家华人商铺和住宅被烧毁，死亡人数达到2000人，受害的妇女人数则远超千人，最年轻的受害者年仅9岁。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仅雅加达特区就有4939栋建筑被毁，经济损失高达2.5万亿印尼盾。在这场人道灾难中，全球华人社群愤怒万分，要求中国政府出兵干预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中国政府的回应却是：强烈谴责，紧急撤侨，通过外交施压，而没有军事干预。

为什么中国选择了这样的应对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法律身份的复杂性。1955年，中国与印尼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根据条约，印尼华人可以选择加入中国国籍或印尼国籍。到1998年，大多数印尼华人已选择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根据1980年颁布的《国籍法》，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意味着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在暴乱中遇难的华人，首先是印尼公民。中国若出兵干预，无异于侵犯他国内政，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国力当时尚未具备干预的条件。1998年，中国正处于韬光养晦的关键时期。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压力，国内的长江特大洪水也让救灾任务繁重。中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几乎为零，连一架足以支撑远程作战的战斗机都很少。在那时的中国，出兵干预东南亚几乎不可能。更为复杂的是，当时中印尼两国处于断交状态。由于印尼在东帝汶问题上的立场，双方的关系非常冷淡。中国的大使馆甚至在暴乱中被冲击，变成了废墟。此外，印尼华人社群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各个社团由不同的领袖主导，而这些领袖与台湾当局有一定联系，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政府介入的困难。

1998年7月14日，中国外交部首次公开表态，表示对印尼华人遭遇的暴行深感关注，并要求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这一声明是当时中国政府能够做的极限了：通过外交途径表达立场，施压印尼政府，同时紧急展开撤侨行动，保护在印尼的中国公民。然而，撤侨并非易事。印尼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要求每个撤侨者必须得到72名政府官员的签字才能离境。撤侨进程十分缓慢，许多华人最终未能及时脱离险境。

26年后的今天，回顾1998年的决策，我们更加理解当时的无奈与深思。那个不出兵的决定，既是国际法框架下的无奈，也是一种国力不足时的清醒。它深刻揭示了一个现实：没有强大的国力与远洋军力，大国连保护海外同胞的能力都显得如此有限。这一历史教训也成为中国后来变革的动力。2004年，外交部设立了全球领事保护中心；2008年，中国海军开始进行亚丁湾护航，突破了远洋部署的瓶颈；2011年，在利比亚撤侨时，中国出动了军舰和军机，3.5万侨民顺利回国，这一场面在1998年是难以想象的。

2015年，印尼总统佐科首次就1998年排华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并承诺追究肇事者责任。这一迟来的道歉，更多的是印尼对中国实力提升后的外交回报。正如一位学者所说：1998年的沉默，是因为我们不够强大；今天的声音，是因为我们已然不同。

26年后，我们不禁沉默——不是因为当时的决策错误，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在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中，道义需要实力的支撑，保护海外同胞的最终依靠，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1998年的无奈，化作后来居上的动力，这或许正是历史给我们的最沉重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