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艾略特的所有作品，包括哲学翻译、期刊评论和小说创作，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或者换个说法：一个人应当如何担负自己的‘命’？对于这个最朴实、最基本的问题，她自己的人生是否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本文为《最后一个维多利亚人：乔治·艾略特传》的“导读”，较原文有删节，大小标题非原文所有，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 | 王柏华

《最后一个维多利亚人：乔治·艾略特传》

作者：（英）凯瑟琳·休斯

译者：王柏华 吴棋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2026年1月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女王”

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英国文坛，活跃着一批出色的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等，他们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然而，还有一位尚未被国人熟知，她就是乔治·艾略特，而正是她，以卓越的文学成就，被尊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女王”，巧合的是，这位文学界的无冕之王刚好与维多利亚女王出生在同一年。

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以《米德尔马契》（1871—1872）为代表，被公认为经典英语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对此，弗吉尼亚·伍尔夫曾下过一个高明的断语：“英语小说中，写给成年人看的可谓屈指可数，而《米德尔马契》这部皇皇巨著，虽有种种瑕疵，却在那屈指可数的几部之列。”此语一出，褒贬之间，得罪了无数经典小说家，但表达了对这位前辈女王的无限敬意。伍尔夫此文是为刚刚出版的《乔治·艾略特书信集》撰写的一篇书评，发表于1919年，此时，伍尔夫本人的创作正处于关键的临界点，一系列先锋之作呼之欲出，将与乔伊斯等作家一道开启英语小说的新时代。

从狄更斯到亨利·詹姆斯和D.H.劳伦斯，再到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众多小说大家都曾向乔治·艾略特表达过钦佩之情；二十世纪批评家F.R.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将她置于英国小说谱系的核心，确立其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哈罗德·布鲁姆亦在《西方正典》中称赞《米德尔马契》将经典小说推向了“崇高的顶点”。

艾略特的小说不仅以广阔的社会图景、严谨的历史脉络与错综的人物命运见长，更以深邃的哲学思辨、严肃的道德追问和精微的心理洞察而卓然出众。正因如此，艾略特在维多利亚盛期的读者心目中远不止是一位小说家——她被一代人尊为“世俗先知”“道德导师”，以及时代精神的最佳阐释者和指路明灯。

随着勃朗特姐妹、狄更斯与萨克雷相继离世，在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维多利亚鼎盛期，乔治·艾略特一度成为英国最伟大也最受爱戴的在世小说家。无数读者渴望登门拜谒，或致信向她倾诉内心的困惑与隐秘——即便在上述诸位文学巨匠的创作巅峰期，他们也未曾像艾略特这般，在读者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共情、崇敬、信任，乃至一种近乎寻觅知己或追随救星的精神渴望。甚至维多利亚女王也希望珍藏一枚艾略特的亲笔签名，而公主们则不顾皇家礼仪的约束，精心设计安排，与艾略特见面谈心。

她的早期小说，《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织工马南》（1861），虽然无法跟她的成熟之作《米德尔马契》相比，但每一部都受到读者的由衷喜爱，自首版以来，始终畅销不衰。在英国媒体组织的各类“读者最喜爱的小说”投票中，这些作品经常上榜。例如，在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的“大阅读”票选活动中，《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织工马南》都位列前茅。

她的晚期代表作以学识和思想取胜，显得过于抽象，但也激发了批评界的极大兴趣，《丹尼尔·德隆达》（1876）被公认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典范，它以双线结构将英国社会悲剧与犹太复国主义使命并置，积极探讨了身份认同、民族命运等现代性议题，具有伟大的前瞻性。《泰奥弗拉斯托斯·萨奇印象》（1879）作为艾略特的绝笔之作，是一次奇特的文体实验，堪称现代主义小说的先声。

随着她的离世，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盛景，犹如维多利亚女王晚年的余晖，日益黯淡。回望那段历史，艾略特在小说艺术史上几乎可被称作“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在这个意义上，若要理解那个时代——几乎塑造了我们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的时代——她本人的一生和创作是不可多得的入口。

何况，乔治·艾略特本人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传奇！她与乔治·亨利·刘易斯的大胆“婚姻”，击碎了那个“体面”社会的伪善，成为举国震惊的“丑闻”，让道德家感到措手不及，但也让她本人付出了被社会放逐的命运——此中剧情之跌宕，冲突之激烈，甚至超过了小说家的文学想象。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在父权社会艰难求索，绝地逢生，最终获得尊严和成就的一生，堪比任何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因其来自真实的历史，反而更加令人扼腕、引人深思。对于这样一位自带光环和故事的小说大家，中国当代读者却知之甚少，实为一大憾事。

乔治·艾略特画像。

其实，早在1907年，乔治·艾略特的名字就已传入中国，当时《中国新女界杂志》刊登了一篇艾略特小传。1926年，郑振铎于《小说月报》发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一文，并在其中简要评介了艾略特的文学创作。1932年，梁实秋翻译的《织工马南传》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这很可能是艾略特长篇小说最早的中译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光建节译的《阿当·贝特》（即《亚当·比德》）。此后，艾略特作品鲜少受到国人关注。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罗慕拉》（中译本标题修改为《仇与情》）才陆续有了中译本，但与热门的小说家相比，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研究著作也寥寥无几。直到今天，仍有近半数的艾略特小说尚无中译本，包括《教区生活场景》（由三个中篇小说构成，其中仅一篇有中译本）《激进分子费利克斯·霍尔特》《丹尼尔·德隆达》《泰奥弗拉斯托斯·萨奇印象》。中文读者至今没有机会读到一部完整的中文版艾略特传记。

在本传仍处于翻译和审校的过程中，国内终于引进了一部艾略特传记——英国作家克莱尔·卡莱尔著《将过去抛在身后：乔治·爱略特传》。不过，这并非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传记，而是一部评传，聚焦婚姻问题，带有强烈的哲学思辨色彩。原著标题为《婚姻问题：乔治·艾略特的双重生活》。其核心论点在于：乔治·艾略特的非凡人生和文学生涯，可以被理解为其早期翻译的两大哲学家思想之间持续对话与挣扎的产物——一位是斯宾诺莎，另一位是克尔凯郭尔。艾略特的伟大小说正是这两种哲学张力上演的舞台，她笔下的角色，包括她本人的婚姻和人生选择，既被自身激情、历史和社会环境（斯宾诺莎的“实体”）塑造和限制，又面临着需要做出深刻道德抉择的瞬间（克尔凯郭尔的“时刻”）。通过这一哲学透镜，卡莱尔将艾略特从一个“道德说教者”或“社会历史记录者”的形象，重塑为一位深刻而现代的存在主义伦理学家。

这个透镜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艾略特的理解，但若想贴近艾略特的人生，全面理解她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她的家庭背景、求学历程、翻译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始末、她因信仰危机而发起“圣战”、与父兄的激烈冲突、恋爱交友的复杂心迹、从期刊主编到小说创作的曲折经过、与刘易斯的结合、社交圈的长期排斥与后来的逐渐接纳、子女关系、与克罗斯的婚姻（再次成为“丑闻”），以及日常起居、搬家、旅行、疾病、死亡、安葬等，却不得不求助于一部完整的传记。摆在读者面前的《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乔治·艾略特传》就是这样一部传记，全面翔实，严谨细致，为我们还原了一位生动立体的乔治·艾略特。

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

乔治·艾略特本名玛丽·安妮·埃文斯，出身英国中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之家，从小并不惹人注意。作为芸芸众生、肉体凡胎中的一员，她的精神成长不可能脱离纷繁交叠的人生体验而独存，这些体验不仅取决于她的外在身份，如家族、出生地、国族、阶级等，而且必然关涉其自身的生理性别、五官容貌等，这些都属于一个人无法自主选择的存在，正如中国古人所谓“命”或“命定”。跟那些外在属性或身份相比，一个人的天性，包括性别和容貌，也就是一个人的身体，正如中文的“自身”“切身”“体验”“体知”等词语所表明的，很可能是更为实在和本源意义上的“命”。生而为女子，活在一个或多或少难免会以貌取人的世俗社会，那些源自性别和容貌的体验必然与她的情感、思想、精神成长交织在一起。

艾略特的所有作品，包括哲学翻译、期刊评论和小说创作，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或者换个说法：一个人应当如何担负自己的“命”？对于这个最朴实、最基本的问题，她自己的人生是否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生活在一个宣扬女性安心做“家中天使”，不鼓励女性参与社会职业和智识求索的时代，作为一个天资聪慧、智力超群的女子，一个众人眼中相貌平平甚至丑陋的女子，艾略特如何突破重围，克服种种具身之痛、切肤之苦，创造了非凡的成就？正是带着这些朴素的问题和诚挚的关切，这部传记带我们探索了这位女作家令人惊叹的一生。

作者钩沉玛丽安·埃文斯生命中的关键转折点，尤其着眼于她与知识阶层的人际交往。其研究兼具审慎的考证与大胆的洞见，其叙述文笔始终充满张力。或许，正是由于埃文斯本人亲历过复杂的情感波折与人生困境，她才得以在创作中对笔下人物报以如此细腻深切的体认与同情。阅读这部传记，读者需要保持开阔的胸襟，正如艾略特对待她笔下人物一样，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铁板一块的，我们需要排除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定见，抛开非黑即白的道德标准，对各阶层人物，包括传主本人，投以深切的共情和理解——正如她的才华和意志令人赞叹，她的脆弱和痛苦也令人哀婉。

玛丽安初次涉足伦敦文人圈，应邀入住出版商约翰·查普曼夫妇经营的公寓，她随后发现自己闯入了一个混乱的情感漩涡、一个奇怪的四角恋爱之中，竟陷入了与两个女人争夺一个男人的窘迫命运。当她迫于这两个女人的压力不得不退出这个旋涡，伤心欲绝地返家后，没过多久，查普曼再次来访，邀请她一起编辑《威斯敏斯特评论》，当时尚未摆脱伤痛的她，毅然决定接受这份工作，冒险返回那个令人屈辱的公寓。因为她十分清楚，虽然查普曼的私生活混乱不堪，但作为独立出版商和报人，他真心赏识和看重埃文斯小姐的才学。这比什么都重要，她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威斯敏斯特评论》简章上的“编委”虽然采用了复数（theeditors），但埃文斯小姐才是真正的主编，绝对的主宰。这份期刊在她的主持下风生水起，受到一致好评。如果作者得知期刊的主编是一个女人，恐怕没有人愿意屈尊投稿，因此她不得不始终藏在背后。这份工作不仅激发了她的才智，开阔了她的眼界，也激发了她的雄心，从此，她以匿名身份当之无愧地跻身伦敦知识圈。

在与刘易斯相爱之前，艾略特曾与若干男性朋友交往，其中考文垂的查尔斯·布雷和伦敦的查普曼，都曾是她的引路人。一个是思想界的自由先锋，一个是出版界的活跃分子，然而二人都是唐璜式的美男子，他们对性的热情，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多利亚时代知识阶层的多元构成，特别是那些潜藏的暗流。他们两位一个是天生的性爱狂，力比多旺盛，最终选择了开放婚姻；一个天生喜欢情感纠缠并对女性生理保持高度热情。或许正因为对那个时代虚伪的性道德不以为然，他们更容易对深陷性道德困境中的女性充满真正的同情与理解。玛丽安从小追求道德完美，性格过于紧张敏感，与这样的朋友交往，反而大大缓解了她的压力，她的天分得以释放和发展。

随后，玛丽安与赫伯特·斯宾塞相遇，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斯宾塞是一位横跨多门学科的通才，当时年仅三十一岁，已声名在外。不幸的是，斯宾塞是一个惧怕亲密关系的怪人，“每当一段情缘威胁到其精心构筑的自我秩序时，他便仓皇逃回错综复杂的理论世界……如果说斯宾塞在感情上无法亲近他人，那么他最喜欢的莫过于智力上的交往。他很乐意与埃文斯小姐为伴……”（页182）玛丽安正忙着坠入爱河，可斯宾塞却开始盘算着如何退缩，他向对方坦白他没有“爱上她的风险”，但同时声明这不会影响他们的友情。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度让玛丽安的热情陷入僵局，那个致命的缺欠——她是一个容貌丑陋的女子——引发的自卑感和羞辱感，再次将她打倒：她曾一次又一次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意中人被身边的美女夺走，留给她的，只是智力上的赏识、尊重和友情。即便如此，她仍孤注一掷，坚持给斯宾塞写信，几乎毫无保留地袒露真情。

所幸，即使在社会舆论对斯宾塞不利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公开埃文斯小姐的求爱信，并嘱咐在1985年之前不得公开。正如本传作者所言：“对一个如此在意公众形象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慷慨之举。事实上，斯宾塞虽然极度重视自己的声誉，不容许其受到丝毫玷污，但他甘愿为此牺牲，以维护乔治·艾略特作为一位睿智而独立的女先知的形象，并让她的名声得以永续。或许，这是赫伯特·斯宾塞一生中离爱情最近的一次。”（页192）

玛丽安当时怎能预知斯宾塞将独身不婚，直到八十三岁去世，他始终无法与任何一个女子建立亲密关系，无论其容貌多美。正当玛丽安陷入绝望之际，刘易斯出现了，他个子矮小，相貌丑陋，但热情奔放；而他自己也曾是开放婚姻的支持者，如今他的妻子已选择了新的伴侣，虽然从法律意义上他们并没有离婚。

考虑到上述人际交往的背景和双方的情感需求，艾略特与刘易斯的结合，似乎已是命中注定、顺理成章。然而，对一向道德高度内省、在精神生活上孜孜以求的玛丽安来说，接受一个有妇之夫的爱情并决定与之私定终身，她必须从内心说服自己，对此，这部传记提供了如下论据和阐释：

在玛丽安考虑是否冒险公开她与刘易斯关系的几个月里，她一直在翻译费尔巴哈的著作……费尔巴哈……将人与人之间的爱视为信仰的基石：“爱就是上帝本身，离开爱就没有上帝。”与玛丽安最为相关的是，费尔巴哈将性爱纳入他对神圣的定义。重要的不是婚姻这种包含性爱的法律形式，而是双方感情是否真挚。费尔巴哈认为，只有“自发缔结，双方同意，自立自足”的婚姻才能算真正的“宗教”婚姻。如果维系一桩婚姻的“纽带仅仅是外部限制……那就不是真正的婚姻，因此，也不是真正具有道德的婚姻”。在玛丽安决定与刘易斯同居期间，这是她能找到的最为清晰的神学辩护。……译本于7月中旬出版，在她的职业生涯中，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扉页上使用真名“玛丽安·埃文斯”。她即将迈出非同寻常的一步，开启自己与乔治·亨利·刘易斯的“婚姻”生活，通过翻译与署名，她公开指明了她这么做的道德基础。（页224—225）

这是一个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推论！相比之下，克莱尔·卡莱尔近期出版的《婚姻问题：乔治艾略特的双重生活》试图引述斯宾诺莎和克尔凯郭尔加以论证，反而显得过于玄奥。

乔治·艾略特画像

智性的挑战和感性的洞见

《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虽然属于一部中规中矩的线性传记，但可读性极强，集智性的挑战和感性的洞见于一身，引人入胜之处，不胜枚举。它出版于一个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化、性别政治和名人现象进行重新审视的历史时刻，因而它不仅仅是一部个人生平的记录，更是一幅精心绘制的时代文化地图。作者采取了一种扎实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文化学者的视角，将玛丽·安妮·埃文斯如何成为“乔治·艾略特”的故事深深地嵌入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组织或机理之中，详细探讨了十九世纪英国的外省生活、宗教动荡（福音派复兴与怀疑主义思潮）、性别角色的严苛规范、出版业的运作模式以及伦敦知识圈的生态。

又如，关于艾略特决定匿名发表作品的前因后果，作者细致考察了多种因素，涉及刘易斯夫妇的“丑闻”，出版商对读者幽微曲折的复杂心理的考量等，极大丰富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出版文化的认知。另一方面，作者也不惮于暴露和点评传主性格中的弱点和缺欠，例如，当艾略特的小说获得商业成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之后，艾略特的内心反而陷入痛苦的挣扎，担心自己的作品被贬低为庸俗的大众读物；与此同时，经济拮据的刘易斯夫妇也曾在高价出版商的诱惑之下，表现出贪婪的倾向，几乎背叛了那位忠诚可信的出版商约翰·布莱克伍德，虽然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纠正。

本传充分展示了刘易斯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智者、经纪人和无条件支持者的关键作用，他的爱情始终是玛丽安走向成功的精神支柱，然而，作者也客观公允地指出了他对玛丽安的控制，特别是家庭经济的如下事实：

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玛丽安虽然主动接受了刘易斯的全方面保护，但刘易斯也在同等意义上需要控制玛丽安。这对伴侣在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可谓独一无二——玛丽安的巨额收入不仅支撑着刘易斯毫无盈利的科研工作，还供养着他的母亲、子女、原配妻子及其子女，甚至包括守寡的弟媳和她的孩子……无怪乎他对玛丽安创作事业的忧虑会演变成过分的紧张兮兮，也难怪他要通过垄断其社交圈来维持对她的影响力。（页381—382）

艾略特本人在私生活上公然挑战社会习俗，在职业生涯上为女性树立了杰出的榜样，然而她的政治立场即使放在维多利亚时代也显得有些保守，让自由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倡导者（有些是她亲密的朋友）感到难以接受，甚至失望。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中肯地指出，艾略特当然不反对社会进步，事实上，她从未失去对政治运动的热情关注，正是她本人对历史和政治的深入研究让她不断提醒自己，对激进主义要保持警惕，那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保留态度”：“艾略特对‘社会进步论’感到绝望，因为它充满了粗糙的‘维多利亚式’凯旋主义，而且缺乏质疑精神。”（页531）在她看来：“进步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福祉，它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往往制造出新的困境。”（页404）

然而，艾略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向上的，正如作者在传记结尾所总结的，艾略特对社会改良的价值和目标充满信念，“仍然相信可以在不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应对这些危机”，虽然“其步伐可能是缓慢的，其情绪既是怀疑的又是谦逊的”。毕竟，艾略特是“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页531）

本书的标题“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蕴含了双重意味：一方面，艾略特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1880年）去世，她本人堪称那个时代知识界与文学界的女王；另一方面，她的一生完美诠释了维多利亚时代最核心的矛盾与张力，她是一个被时代塑造，同时又以巨大力量重塑了时代精神的复杂女性。在艾略特和她笔下的众多人物身上汇聚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所有核心信条：责任，严肃，道德热忱，对进步和知识的信仰；但她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在上述各个层面挑战了时代的边界。她既是最典型的维多利亚人，又是其最伟大的批判者和超越者。她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她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习俗、人际关系、道德、婚姻、欲望、人类同情心等问题，换句话说，“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基本问题，仍吸引着一代代读者的兴趣，并有待后世重新开启，特别是当一波又一波空泛的说教、伪善的仁慈、理论的行话，如层层泡沫被拂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