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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溪是宜兴的母亲河，发源于南山群山，一路向北蜿蜒数十里，穿过宜兴城，最终汇入太湖。荆溪两岸青山夹峙，溪水清澈见底，古称“荆溪十景”之说，历代文人多有吟咏。

在宜园上船，可以体验式感受荆溪两岸的自然风光。虽然眼前的风光与近千年前苏轼眼里的已相去甚远了。

荆溪的水泛着一种沉碧的颜色，仿佛把悠悠时光都积攒在河底。这便是苏轼当年的那条水路么？

想起苏轼《楚颂帖》里的句子：“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那是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的事。

我此来宜兴，便是要寻一寻，这“平生之欲”究竟是怎样一番光景。而更重要的是，我想弄明白一个问题：走过了许多地方，苏轼为什么偏偏选择这里终老？

（一）

许多人都知道苏轼与宜兴的缘分始于嘉祐二年（1057年）的琼林宴。那一年他二十二岁，进士及第，春风得意。席间，同榜的宜兴人蒋之奇、单锡指着江南的方向，向他描述那里的溪山之美。这故事流传很广，以至于后人以为苏轼买田阳羡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被两个同年的几句酒话说动了心。

但事情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苏轼真正与宜兴发生实质性的关联，要等到熙宁六年（1073年）。那一年他三十七岁，在杭州通判任上，奉命往常州、润州一带赈济灾民。前后在常州地区盘桓近半年之久，其间他专程去了宜兴，客居于湖㳇单锡家中。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古荆溪十景之画溪花浪（今宜兴湖父镇、汤渡镇）。

琼林宴上的约定是一颗种子，而熙宁七年的这次赈灾之行，才是那颗种子真正发芽的时刻。那半年里，他不是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实实在在地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居住、体察。他看到的是真实的宜兴：惠泉山下泥土的湿润，阳羡溪头土地的肥沃。

他在诗中写道：“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请注意这个“吾欲老”：一个三十七岁的中年人，仕途才刚走了一半，便想着要在这里老去。这不是琼林宴上一句一时性起的酒话，而是在亲身感受过这片土地之后，从心底生出的愿望。

我曾在一篇网文里看到，说苏轼之所以选择宜兴安家，有外甥女已嫁宜兴的原因。我想，这因素也许有，但绝非决定性因素，至多算是一种情感上的“附加分”。让他更早、更直接地接触到宜兴的风土人情，从而有机会验证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喜爱。

湖㳇是一个藏在山中的市镇，现在还保留着一种幽邃的宁静。大片的竹海像一柔软的绸子铺展在山野。溪流淙淙从竹海流过。我沿着溪岸走了一段后，想寻访当年苏轼住在单锡家的遗址，当然无从寻觅了。我猜想苏轼有多少次在这样的溪边散步呢？

山水还是那个山水，只是看山水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那时他还没有买田，但他心里可能已有这样的念想了，并且想得很具体，具体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卖剑买牛”之类，比如问朋友“子来无”：我买了这里的田地，你来不来呢？

（二）

从熙宁七年苏轼产生“吾欲老”于此地的想法，到元丰七年真正在这里落实买田，中间隔了整整十一年。

这十一年，苏轼的人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突如其来的“乌台诗案”，将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官员，变成了一个饱经忧患的罪臣。漫长的五年谪居生活结束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宜兴。

半生已过，苏轼是认真的、深思熟虑的，想把自己的余生安顿在宜兴了。

在我看来，宜兴也许只是众多江南山水的一个标本而已，绝非最优，却也的确宜居。为什么不是杭州、不是湖州、不是镇江？人与山水之间靠的是一种缘分，一种契机，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情愫。

宜兴有一种气质，与苏轼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处”的期望高度契合。这是什么呢？因为这里不是通衢大邑，没有太多的官场应酬；这里偏离当时的政治中心，但交通信息又不闭塞，既可以保持关注，又可以保持距离；这里的山水是温文柔润的，像一个可以永结秦晋之好的佳人，虽然不是名门望族，但依然可亲可爱。

元丰八年（1085年），他写下了那首《菩萨蛮》：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

“从初只为溪山好”，这个“只”字用得很妙。不是因为有田可买，不是因为有人可依，就只是因为溪山好。这理由简单到近乎天真，就像现在许多人爱说的口头禅：我不接受任何反驳。

（三）

苏轼一生走南闯北，见过的名山大川可以说不可胜数。杭州有西湖，有灵隐，有天下最秀丽的风光；黄州有赤壁，有大江，有最壮阔的气象。他既没有在杭州买田，也没有继续呆在黄州定居。

熙宁年间在杭州，他写的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那是欣赏，是赞美，但不是一个归隐者的心态。他在杭州是通判，是地方官，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流动的。在黄州，他虽然开荒种地，自称“东坡居士”，并且越来越习惯于那里的生活，但说到底还是一处贬所，是被迫的停留，不是主动的选择。

只有宜兴，他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做出的主观选择。

有意思的是，在湖州任知州的老朋友章惇，一听说苏轼要在阳羡卜居，立马寄来了一首诗：

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

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

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馀。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章惇这句“涧声山色苍云上”，把阳羡的山水写得空灵而又沉实。章惇所在的湖州与常州不过是隔着几十公里的路程，如果苏轼真在宜兴定居，两人确实可以“扁舟约来往”。

苏轼的回信既有表面上的客气，又透着一点不易察觉的疏离：“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乌台诗案的时候，章惇是仗义执言为苏轼说过好话的，当然此时谁也无法预感到，这位老友与自己最后会走上分道扬镳的道路。过了若干年以后，章惇位至宰相，对苏轼为代表的元祐党人疯狂打击、一贬再贬，那是后话了。

（四）

我来宜兴之前，知道阳羡湖边有一个东坡阁，在那里可以思古之幽情，寄托一份对东坡的念想，就专门去了一次。

从山下到山顶，要经过三道台门，门额上分别刻着“伯仲”“乾坤”等字，大约是后人对苏轼气度的追慕。我一级一级往上走，脚步不觉慢下来。等到了阁上，风从湖上扑来，带着水气和草木的清香，一下子把刚才爬山出的汗星都拂去了。

山巅上的东坡阁四面开敞，可以俯瞰整个阳羡湖。湖面看起来很宽阔，苍翠的水色倒映着四周的山峦。

我看了苏轼生平简单展览后，扶栏远眺，陷入了遐思。

苏轼选择宜兴，绝不仅仅因为风景好。还因为这里给了他一种别处给不了的东西，这就是心安。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过一句话：“此中佳处，不可名状。”不可名状，不是说不出来，而是意味深长呀。

元丰八年二月，他郑重向朝廷上表乞居常州：“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臣居常州。”语气谦卑而恳切。所谓“粗给饘粥”，不过是说那几亩薄田勉强维持全家喝粥生活。有一碗粥喝，有一个地方住，这样的愿望的确非常简单朴素。

这次神宗皇帝的批复非常快，完全准奏。苏轼欣喜若狂，在《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里写道：“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做个自由自在的田舍翁了。那年他五十岁，半生的风波似乎终于要平息了。

（五）

令苏轼始料未及的是，他真正在宜兴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日子，加起来也不过短短二三个月。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又被起复使用，任登州知州（仅五日），旋即回归朝堂，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后又出知杭州。

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在杭州送别友人叶温叟时，写下另一阙《浣溪沙》：

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

苏轼仍以阳羡之田为自己的精神故园。只是后来一贬再贬，再也未能回到阳羡。死后被葬在河南郏县小峨眉。

虽然苏轼没能在宜兴终老，但阳羡的田产，则由三个儿子共享。南宋周必大曾记载：“昔东坡买田阳羡，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子孙居此。”

我后来查了一下，苏轼的后代，确实有留在常州、宜兴一带的，后来因为战乱和时代变迁，大部分陆续迁往他处，如苏迨去世后，他的妻子欧阳氏南下避居宜兴，与那里的苏轼孙辈们一起生活，她死后便葬于宜兴。所以，从南宋开始，苏氏血脉还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他生前没能归老心心念念的“阳羡”，但子孙们终究留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

有些地方，你去过一次，便由此向往；有些山水，你看过一眼，便觉得倾心。苏轼说“从初只为溪山好”，这个“只”字，把他所有的理由都藏了进去。这是他内心最诚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