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文语境中流行的“PUA”，已经从2019年进入公众视野的亲密关系虐待案件中抽离，逐渐落入寻常生活。“PUA”在亲密关系以及其他更广泛的场域，包括职场、代际关系以及交友中发展出诸多变体，例如“CPU”“PPT”“KTV”等等。这些已然影响了“PUA”作为中文表达调动的情绪。“PUA”的用法虽然维持着对胁迫的泛化批判，但多少带着无奈的调侃，也投射出对不平等结构下控制与剥削的普遍焦虑。

《亲密陷阱》一书译者从翻译角度分析了语词使用具体如何影响了关于“PUA”的讨论焦点。在她看来，翻译“PUA”原本所属的骗色社群产业，不仅是传递某个社群景观，也是参与到“PUA”语义不断变化的感受与关系中，延续中文语境中对亲密关系的话语建构。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22日专题《“爱”的陷阱 PUA背后的权力博弈》的B07版。

专题已推送文章链接：

撰文｜魏华容

“泡学”VS“骗色”

在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y）理论中，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认为情感（feeling）既不属于个体，也不属于外界，而是在流通中被生产的一种效果。先于意识和语言所产生的情动（affect）在身体之间流动，塑造主体的感受与行动能力。从这一视角来看，亲密关系不单纯是个人感受，而是被一套可以调用的语汇不断定义：我们通过继承和习得的语词来感受与传递“爱”。

具体以翻译“seduction”这个概念为例，现有的中文对等所黏附的情动力量其实非常不同。首先，如“泡学”“搭讪学”“把妹”这样的圈内术语，已经在中文参与者中有了一定的传播基础。这样的表达习惯以口语动词“泡”或“搭讪”搭配专业指称“学”，既有独家知识的观感，又以生活甚至方言的表达消解了物化女性的严重性。

电影《通天塔》（2006）剧照。

另一方面，“勾引”和“诱惑”等表达看似普适，却将这个领域常识化，营造出无害的感觉。为了让参与者合理化在骗色教学中感到的不适，骗色产业力图构建的正是这种客观的幻觉。而对比成书年代，现在数字媒介中更是随处可见亲密关系的“高段位”技巧和“拿捏”守则等。它们虽然一样遵从高度程序化的亲密脚本和新自由主义的投资逻辑，却不像当时的骗色社群一样会被误读为亚文化。相反，这些内容已经融入主流叙述，成为了常见的亲密生活意见。因此，所谓中立的表达与越来越泛化和难以辨认的骗色技巧形成合谋，在当下尤其危险。

在不平等的语言政治下，翻译的语词选择实际上可以鼓励甚至推动改变的发生。“骗色”的“骗”突出的是这套语汇中对亲密感的编排与操纵，而“色”尤其强调这样的亲密脚本在性生活上对实施对象的物化与剥削。这种翻译策略并不是简单的陌生化，而是“女性主义泼冷水”。它旨在打断习以为常的表达节奏，拒绝性别压迫的话语结构。将“骗色”作为“seduction”的中文对应，并非是要对这一社群产业简单加以道德排斥，而是迫使其中操纵和性剥削的逻辑现身，显化它在不同语境中的情动效应与社会后果。游走在语言边界的翻译是一种特权，是重新引入可见性的机会。它令读者能够感知潜在的操控与不平等，从而挑战被固有表达自然化的权力结构。

因此，翻译作为一种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并不是简单地“表达”意义，而是在意义形成之前就已经在组织感知与判断。词语的力量也不只在于指称是否准确，而更在于其能否激发、引导并固定某一种情感取向。瑞秋·奥尼尔在书中将骗色社群视为中介式亲密（mediated intimacy）的场域，讨论亲密关系如何在媒体表述中被模式化。

语言是想象的边界

同样的批判也适用于当下数字媒体流量对短小、二元对立、易于复制且高情绪强度表达的偏好。例如2025年下半年在中文互联网流行的男性生活与婚恋“三大理论”：“苹果安卓”“力工梭哈”和“性压抑论”。“苹果安卓”是指社会的两极分层，将阶级差异简单套用在高级（苹果）与低级（安卓）的万能框架中；“力工梭哈”指从事体力劳动的弱势男性在婚恋市场将所有财产孤注一掷换取女性性资源，从而循环个人悲剧；“性压抑论”则认为上述行为全是男性长期性压抑导致的情感释放。这些叙述虽然在流传过程中囊括了许多社会事件，例如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有辱国格”、如何看待父权规训下的传统婚恋操作等等，但最终仍然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逻辑——男性的焦虑来自于自身性魅力和经济能力不足，女性在讨论中仍然是被客体化的性资源，可感的差异被二分法从阶级和性别角度一刀切开。

这些表达带着戏谑与调侃，既可以当作迷因（meme）流行，又因语义高度压缩而显得理论化。它们的流行轨迹和“PUA”类似，都指称模糊而笼统，又能轻易唤起共鸣。这样的表达能够描述各种不平等的感受，但又不会引导深入和严肃的讨论。它们也和骗色社群“两性科学”“吸引力法则”等拥护二元性别的思想如出一辙，用极简的符文将复杂的结构性不平等拉平为具有强烈情动指向的标签。尽管最终“三大理论”因为强烈的情绪煽动力遭到了封禁，但这也并不代表问题的终止，而是迫使我们反思，为什么当下的平台、媒介和讨论场既惧怕情绪的力量，又让讨论的话语止步于情绪化的两极指控？尤其在亲密关系和性别关系中，当社会经济问题变得直观可感，为什么最终却总被广泛地误读为性别战争？

当然，讨论、理解和批判抽象的结构问题是艰难的。知识壁垒和文化资本的差异，令在社会中的脆危个体更倾向于将情动投射在具身且可见的物件之上。很多时候出于宣泄的需要，人们很难避免使用信息流中可见性更高、更易于调动情感的语汇。但如果表达只停留在情绪层面，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固化特定的表达和理解，将结构问题持续翻译为个体的情感冲突。

同样的忧虑也体现在女性主义公众讨论结构压迫时语词的匮乏。例如“厌女”（misogyny）一词的使用方式和语境变迁。它曾推动了中文世界女性主义的变革与发展，但已从结构性反思转而被泛用于解释女性所遭遇的各种不公与伤害。很多时候“厌女”确实适用，可其本身的批判力度却是有限的。如果将所有的制度性压迫都归结为一种情感态度，放弃的其实是更深层的政治话语争夺。道德愤怒在沟通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影响下往往比严肃批判更容易传播，但形成的短暂联合也是脆弱的。这样的话语陷阱在后女性主义语境中经常表现为：改变另一性别的情感态度，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例如2026年初引发热议的课程，教授女性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做大女人”或如何“撒娇”等。这些教学承诺让女性能“魅惑”“操控”男性，但利用的工具仍然是既有性别框架下的女性特征。这种情感建议和骗色社群中对女性欲望的认可很类似，都是选择性地挪用女性主义语汇，来证明性别平等已经达成，随后把女性的身体视为需要被改造、去迎合男性欲望的工具。批评的声音也经常将其当作男性骗色社群的对等，认为参与课程的女性实际上已经获得解放且做过了头，例如“渣男配捞女，问题就解决”的说法。但这样的道德审判和简单对位显然掩盖了深层的性别不平等，仍然将亲密关系中的问题视为需要被管理与控制的个人责任。

无论是在亲密关系还是更广泛的女性主义讨论中，女性身体被各种美学文化与审美劳动不断定义，既是父权规训的领地，又是女性自主行动和赋权的发端。而围绕身体展开的亲密关系探索，更是一系列被语言不断生产、调动、规训与再分配的情感劳动。因此，亲密关系的翻译，无论是在语言之间，还是在不同性别、不同群体之间，都不是单纯的词汇选择，而是在参与命名、分类与评价这些情感。语言是想象的边界——如果在媒介之间流行的叙述无法深入地讨论具身的困境，而是反复将其简化为个人责任，甚至极化为对立情绪，那么亲密关系中的焦虑与痛苦将难以摆脱父权结构的幽灵。

翻译真正需要对抗的，远非某一具体话语，而正是这种回响在语言之中，隐身而又无处不在的幽灵。翻译既是再现，也是介入；既可能复制既有的权力结构，也可能使其产生裂隙。同时，承载翻译的媒介也需要营造更开放公平的讨论环境，不能一再从某些卷标中榨取经济价值。围绕“PUA”以及骗色社群产业的女性主义中文讨论，不应止步于语义校正和朴素的情绪谴责，而是需要使那些被新自由主义和后女性主义正常化的权力关系重新变得可感、可疑，从而为亲密关系打开新的理解与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