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本德

《大学与城市》编者

对城市与大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稍加反思就会产生非同寻常的认识。当我们考虑一些传统和形式上的社会学特征时，例如，世俗性、包容性、专业化、集中性、多样性，会倾向于认为大学和城市之间存在一种同构性。这种观点在本书的多篇文章中都显而易见，特别是在 J. K. 海德关于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与大学一文中得到了明确且有效的论述。通过提出这一观点，即使是在最笼统的表述中，海德也能够立竿见影地阐明修道院与大学在作为不同的高等教育承载者上存在差异。

然而，我们在提出这一论点时必须保持审慎。城市与大学之间存在同构性，虽然不能否认这一观点特别具有启发价值，但我想敦促在发展这一概念时要保持谨慎和克制，否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曲解。虽然城市与大学似乎在形式上具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共性，但它们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建构。当然，我们清楚身临一座伟大的城市与踏入一所卓越的大学校园，这两者之间的体验是不同的。

大学与城市的差异并不局限于二者在社会中的主要功能上的明显区别 ：一个是经济交换，一个是学术培育。我想把这种差异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归纳起来。将城市大学理解为处于非封闭性多元体中的半封闭性多元体（uncloistered heterogeneity），前者指代城市，尤其是拆除城墙之后的城市。由于这种差异，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充满张力，且无法相互同化。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这样做，都会剥夺它们各自独特的文化意义，会扭曲各自的社会学本质。

城市和大学所共有的这种异质性特征，提醒我们应注意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将城市或大学视为有机的统一整体。事实上，两者都是界限不清的具有争议的领域，包含了各种传统、利益和理念。这方面的文章往往唤起了我们对城市的普遍印象，但都没有具体阐释那些建构以及重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过程。

将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概念化，并以此指导研究，这绝非易事。尽管不乏著名的散文家试图刻画城市的“文化”特征，但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至今未能在格奥尔格·齐美尔、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罗伯特·帕克、路易斯·沃思、米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简·雅各布斯和理查德·森尼特等人的精彩论述与大多被称为城市社会学的相当有限，甚至琐碎的理论和实证工作之间建立一个相当程度的理论见解。然而，我们当前探讨的大学与城市这一主题所涉及的比较与交互研究的需求，很可能会促使这种理论见解的萌发。至少，它为穷理尽妙地探索城市文化的形成与重塑提供了一种方法。

如果说本书的一个假设是城市——作为一个场所——为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实质性体现提供了一个焦点，那么这仍然只是一个假设，在更多社会和文化细节（描述）出现之前，它将始终如此。为了获得对这种互动的有效认识，我们既需要将城市作为一个更大的地理系统中的一部分，也需要对城市自身元素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更全面和更精确的分析。在本书的文章中，只有查尔斯·麦克莱兰在关于柏林的文章中认真探讨了此类地理问题，他对大学具体位置的简明概述大大澄清和加强了他的论点。对其他城市，我们可能需要思考大学在不同地理位置的文化意义——在中央商务区、精英社区、其他文化机构和公园附近、郊区等。当然，城市文化不仅是各种文化机构的地理分布，但如果低估了地理位置的实际价值和象征意义，则是大谬不然。地理因素也铸就了大学和城市文化。

然而，仅仅确定大学的地理位置只是一个开端，尽管教育史学者很少这样做。如果城市和大学都是高度分化的实体，我们必须要问，大学的特定部分是否与城市的不同部分有着独特的关系——此处的不同部分是指结合社会和地理方面的差异。比方说，大学的医学院很少与文理学院的核心区域同处一地。在纽约，大部分著名的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它的医学院是孤立的）都聚集在河东一个令人惊叹的医学研究和医疗服务综合体中，毗邻中央商务区和上东区的精英住宅区。如果是另一种地理布局，则会对大学的构成、医学院的研究和治疗任务，以及城市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外，大学通常为邻近地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教育、福利、娱乐）。在这种情况下，机构地理位置的远近固然重要，但为社会提供的其他服务（精英通识教育、科学产品开发）似乎与具体的地理距离并不那么相关。

尽管自我们所知的学科出现以来，城市就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焦点，更不必说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精辟分析了，但我们似乎仍然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将城市生活和文化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进程区分开来。然而，本书的几位撰稿人对于确定文化生产所涉及的具体城市特质，包括滋养这些城市品质的当地社会环境有着相当深入的探索。在此，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格拉夫顿对莱顿的利普修斯的描述、休斯克对巴塞尔的布克哈特和巴霍芬的解读、费鲁洛在对巴黎学者的研究中借鉴了约翰·鲍德温的观点，以及海德对日内瓦世界主义兴起的解释。在我看来，在每一个案例中，城市都提供了一个传统与新环境之间的调解场所。如果我们将大学视为传统的代表，那么城市则充当着调解者的角色，城市甚至定义了传统与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更具启发性的是杰伊对社会研究所的阐释。他以更广泛的视角探讨了这个问题，评估文化创新的几种背景因素的相对权重，这也是就本书关切的研究旨趣所必须采取的研究方式。在此过程中，城市得到了应有的关注，但它也是在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关联中呈现的。为了避免 J. H. 赫克斯特（J. H. Hexter）所提到的“隧道式”历史，我们必须关注大学在城市内外的生存环境。我们必须重建大学在城市之中的地位，以及在城市中有意识地传播先进文化的其他机构中的地位。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要求，但还有更多呼吁亟待提出，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对跨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创新机制的敏锐关注。

正如海德所强调的，大学从最初就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商人、鞋匠和其他工匠行会的组织形式。直到 1831 年纽约大学成立时，工匠和商人仍有可能合作创建一所专门的现代城市大学。卡尔·休斯克强调了巴塞尔经济中手工业基础的优势所在，尤其是在印刷业这一知识贸易方面。人们不禁要问，至少我很好奇，大学文化与城市手工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工业化的出现（这是一个不同于城市化的进程）如何改变了这种关系？虽然我不确定以何种力度推动这一观点，但有大量历史证据支持这一论点，即以商业 / 手工业为基础的城市经济更有可能培育特定的城市文化，而这种城市文化则面临商品和知识的工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威胁。在抽象的市场的驱动下，企业工业化的组织要求似乎削弱了地方的经济和文化意义。

在 20 世纪，将大学与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很可能是工业体系（包括知识产业和服务行业），而非城市。同样，如果允许使用这个比喻，那么研究的工业化不仅强调生产力，而且强调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这削弱了那些可能将学术研究与特定地方和文化联系起来的特质。据我对休斯克文章的理解，这正是布克哈特拒绝德国学术模式的原因。

虽然现代大学和工业企业都不像过去的行会那样被包裹于城市之中，但两者都与周围的生活社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它们是否认同这些社区。作为重要的雇主、客户和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城市大学长期以来都扮演着相当稳定的角色。然而，如今，由于大学（或企业）被视为外部机构，这种历史形成的问题、面临的机遇和紧张关系变得更加棘手。甚至在最近，公众对科学技术的非凡力量的担忧——无论是在大学还是企业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都使大学与其邻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融洽了。由于担心污染和基因突变的失控，当地生活社区越来越坚持要求在定义大学的知识生产以及企业的组织要求（包括就业政策）方面发挥作用。尽管我们今天把市民的这种愿望解释为“不仅对大学怀有敌意，而且是保守的”，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特别是在日内瓦和爱丁堡，这种干预在当时被认为是“开明的”和“具有现代性的”。

如果不讨论经济问题，我们就难以具体说明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主性，因而也就无法明确其作为独立变量的地位。同样，我们也必须探究城市和大学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城邦的解体及其被强大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对城市、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在现代国家开始形成的时候，大学似乎相当脆弱，而且这些国家首先投资的是皇家学院而非大学。大学是如何成功地将自己与国家进步联系起来的？在这些文章中，至少在我看来，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民族主义、现代化、城市发展和大学复兴之间存在着关联。虽然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最接近于解决这些盘根错节的潜在问题，但这整个领域都迫切需要系统研究，包括关注大学和城市在近代早期和现代（特别是 1860—1930 年这段时期）被纳入这一进程的截然不同的方式。

大学与城市系统之间还存在一系列相关问题。如何区分一所大学位于一个民族国家的首要城市或二级城市的相对优势与劣势？为了更准确地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例。牛津大学坐落在一个小城市，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三级城市，而剑桥大学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村落，它们怎么会成为国家力量呢？这是否挑战了首要城市的概念？或者这是否源于英国历史上的反城市主义？还是伦敦大都市的郊区主义？我认为，这种情况在法国是难以想象的。教育体系的组织方式、城市等级以及国家结构的哪些特征可以解释这些差异？在德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多节点或分散化的城市和大学竞争模式也提出了类似的一系列问题。

大学一直宣称自己的学术领域是全球性的，而非仅限于自己所在的城市。无论根植于何处，大学历来都致力于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学问。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一方面是地方主义和地域性，另一方面是世界主义和跨地域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简单直接的。一些城市的地方性（人们会想到 19 世纪的巴黎和 20 世纪的纽约）即使不是普遍性的，至少也是国际性的。这与日内瓦及其新教学院形成了对比。迈克尔·海德在文章中描述的受到城市激发的地方主义改革之前，日内瓦的文化是一种深深根植于当地的跨地域性的新教运动。在承认这种复杂性的同时，我们仍然希望了解，一所深深扎根于特定地方的大学是如何以合法的方式超越该地区范围进行表达的，就像巴黎大学在 13 世纪和芝加哥大学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所做的那样。

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有趣，是因为它迫使探究者思考是应完全从知识领域找到答案（纯粹是思想的光辉），还是通过探究某些城市出于可明确阐明的原因而更好地定位其高等教育机构来找到答案。有哪些文化力量可能在起作用？其中多少源自文化因素，又有多少取决于政治和经济因素？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基于具体的城市主导地位的事实，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国家权力？

本书大部分文章都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大学和城市（总是隐含地）在公共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正如路易丝·史蒂文森和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所指出的那样，大学在培养年轻人（直到最近才包括女性）适应公共生活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么说来，似乎大学与城市的历史只给我们带来了大学校长的陈词滥调。但事实上，本书的文章所指向的远不止这些。大学打算服务的公共文化到底是什么？尽管我们经常通过研究大学的招生政策来判断大学在服务社会方面的责任感，但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公共领域的包容性有多大。大学在社会关系方面往往不是创新者，不太可能大幅偏离这些外部定义。

我们对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认识，源于 18 世纪早期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著作。他所称的“礼仪”是指都市风范，而这是在公共领域中实施的。换句话说，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城市生活的实际体验密不可分。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是城市环境，即18 世纪新创建的城市公共空间，包括伦敦著名的咖啡馆。艾迪生所定义的礼仪文化或城市公共文化标志着资产阶级文化和政治利益的出现，并忽略了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许多其他利益（事实上，公共领域的创造与社会生活的性别分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艾迪生将女性的家庭领域理解为与男性的新公共领域相对应的部分）。

因此，要使这一概念具有分析作用，我们必须超越其起源的局限。当我们认识到公共文化的概念隐藏着包容和排斥的模式——无论是在社会实践还是在符号表征方面——我们就会开始理解这个概念离陈词滥调有多远。因此，它成为理解城市中的文化形成与合法化过程的一个关键立场。探究大学与公共关系的起点，应是公共文化本身的构成。特定社会希望（允许）其公共生活具有多大的包容性？哪些力量在试图扩大这一定义？大学在这场竞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创新者还是抵抗者？这种竞争在城市中尤为激烈，而公共边界的扩展一般都是由城市向社会施加压力的。不足为奇的是，城市大学通常比偏僻的校园更快、更全面地回应这些变化。

但是，这里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这种扩大公共文化的回应是否应被理解为“社会工作”，或者它们是否增强了知识工作。我认为，大学“责任”的这种延伸过于频繁地被赞誉为社会服务（大多数关于大学与城市的会议实际上都在讨论大学应该为穷人做些什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文化层面的解读路径。事实上，至少有两种文化路径 ：一种源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对受教育者的训诫，他要求受教育者扩展自己的文化疆界，不断扩大公共文化的边界，但同时又要融合差异 ；另一种提出了对文化更富动态性的理解，由伦道夫·伯恩在 20 世纪初的纽约最有力地予以阐明。他坚持认为，文化不仅是对过去的继承，而且在不断地被新的参与者所丰富，包括穷人、移民、妇女和其他被排除在原有的资产阶级公共愿景之外的人。有了这样一个扩展的公共概念，我们就有可能将城市公共文化的形成以及大学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历史化。

因此，大学与城市的历史——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相当丰富的主题，对它的探索在本书中才刚刚开始。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既能扩展文化史的实践又能赋予其特殊意义的主题。我想阐明，正如本书作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所揭示的那样，我们提出的是文化史，而不是城市史，也不是教育史。已经有太多的学术研究被封闭在城市史或教育史的专业领域之中了。本书的主题及其展现的研究方法，其价值正在于为城市和大学的研究开辟新的天地、注入新的风气。

这本文集所涉及的国际范围是如此之广、时间跨度是如此之长，这是大多数相关历史著作所不具备的，但专注于具体问题的学者一定会从这本文集所提出的宏大架构中获益，即使这一架构尚未得到充分阐释。如果这些文章确实引发了它们似乎在邀请我们开展的特定研究，那么后续的文集将用历史学方法来告诉我们更多——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建筑学的比喻，这将使我们超越最初的草图阶段，迈入绘制实际的施工图纸阶段，甚至是开始营造这座建筑。

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