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柏克晚年曾在《致一位上院议员的信》中写道：“如果我觉得政治经济学没什么价值，我就不会从很年轻时起直到我在议会的服务即将结束，甚至在欧洲其他地区勤于思考的人还没用心思考政治经济学之前（至少就我本人所知），我就把它作为我谦卑研究的对象了。……巨擘鸿儒认为我的研究尚有可取之处，并且不耻下问，时常与我联系，讨论他们那些不朽著作中的细节。这些研究的心得，也偶然出现在我最早发表的一些作品中。在过去二十八年多的时间里，议会见证过它的成效，也多少从中受益。”言语之中对自己政治经济学上的才能颇为自得。纵观柏克写作、编辑和从政的一生，他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C.B.麦克弗森20世纪80年代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大师系列”丛书所写的《柏克》一书敏锐地将柏克的政治经济学视为贯穿其思想的连续性因素，认为他在《关于稀缺的思考和详述》（以下简称为《思考和详述》）一文中“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做了最完整的陈述”。麦克弗森认为，这篇文章表明柏克抵制法国大革命和1795年英格兰部分地区施行的“斯宾汉姆兰体系（Speenhamland System）”的论据是相同的：“两者都因为毁坏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先决条件——顺从的挣工资糊口的劳工阶级，所以也就毁坏了传统社会。”麦克弗森将柏克视为一位“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考察其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道德秩序等因素的联系，这种意识形态意义的论述遭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尤其是以19世纪的概念分析柏克的18世纪思想这一点遭到的批评最多。

与麦克弗森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不同，J.G.A.波考克在18世纪欧洲智识的语境中解释这位“辉格党贵族统治的辩护士”的商业社会观，认为柏克对法国革命的辨析流露出一套“商业人本主义”的语言。在波考克看来，柏克颠倒了苏格兰学派的商业观——“商业一向是风尚之动力”，以某种方式鼓励了另一种观点，即商业有可能带来“机械的哲学”和“沉闷的科学”，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18世纪的反叛’”。考虑到“沉闷的科学”一词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争论中的重要意义，波考克的这一论述提醒读者应该慎重对待柏克的商业观。

毋庸置疑，商业是18世纪欧洲文人的重要话题。柏克早年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时，就已关注商业、贸易等主题，自其开启政治生涯起，他对商业等经济议题的关心从未中断。因此，考察柏克的商业观对于理解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不无裨益。

撰文 | 张正萍

《埃德蒙·柏克传（第一卷）》

作者：[加]　弗雷德里克·P.洛克

译者：杨美姣

版本：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6年1月

商业原则与自由贸易

据F.P.洛克在《埃德蒙·柏克传 （1730-1784）》中的叙述，柏克最初的文学兴趣在广义的哲学领域中，譬如《为自然社会辩护》并非旨在揭示政治制度的弊端，而是为他“宗教和文明事业的长期探索与奋斗”揭开序幕，而《关于美和崇高观念的来源探究》“本质上是一部神学著作”，旨在“探究人类心智如何产生特定观念”，《欧洲殖民美洲论述》 （与他人合著）以及《英格兰简史》虽从“心理学领域转向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领域”，仍然致力于“更深入地了解人性”。在关于美洲殖民地的写作中，柏克多少提到了商业，比如推动殖民地的经济繁荣对于宗主国和殖民地双方的好处，确保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商业垄断地位为英帝国带来利益，但总体上，此时商业或贸易并不是他的主要关切。

为了缓解经济上的窘境，自18世纪50年代起，柏克开始从事新闻和编辑工作，与罗伯特·多兹利（Robert Dodsley，1703-1764，既是书商、出版商，也是剧作家，与英格兰文人联系密切）签订了《年鉴》杂志的合同。《年鉴》类似于“文摘”，转载其他报纸或杂志的内容，也刊登来稿。柏克的主要任务一是“将全年的主要主题与事件整合成连贯的叙事”，二是“从当时的出版物中选取各类阅读材料，作为历史记录的补充内容”。在这份工作中，柏克想必接触到不少题材的著作，也结识了不少重要作家。理查德·伯克在其关于柏克政治生涯的传记中注意到，柏克评论亚当·安德森1764年的《商业起源的历史演绎》时认为“贸易习惯‘受到人类习惯的影响’”。这一特征令人印象深刻，而格里高利·柯林斯以“商业与风俗：柏克的政治经济学”为题的专著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商业不可能充分创造出现代文明，欧洲的风俗准则确立了商业经济兴起所必需的伦理前提条件”。这些观点都揭示了柏克商业观的一个特征：商业受限于风俗。

埃德蒙·柏克，英国爱尔兰裔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在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的处理方向上与英国分歧，以及他后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为辉格党里的保守主义主要人物（他还以“老辉格”自称），反制党内提倡革命的“新辉格”。

自18世纪60年代起，柏克忽然像“经济学家”——晚年自我调侃时所用的称呼——一样滔滔不绝讨论国内外的商业问题，《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774年4月19日，柏克在议会发表的这篇演讲旨在揭示当前内阁对美洲殖民地课税政策的愚蠢行为，并警告议会此举引发的恶果。F.P.洛克认为此篇演讲“情绪化的表达最为令人难忘”，但“亦不乏严肃论证”，即柏克对《航海条例》作用的论断。当然，此文对商业的分析同样引人注目。演讲开始不久，柏克很快便以稍具讽刺的口吻说，“人们至再至三地说，前五种税的撤销，是出于商业的原则（principles of commerce）”，“靠‘商业原则’这个小借口，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也不清楚”。“商业原则”盖为柏克同时代人挂在嘴边之词，似乎依此原则行事就具有了正当性。然而，柏克这里却是为了讽刺那些口头上奉行“商业原则”的政客。为表明诺斯政府对美洲课税的荒谬，柏克还引用了1769年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大臣西尔斯巴罗勋爵的发言：“……撤销玻璃、纸张和颜料的关税，因为关于这些关税的考虑违背真正的商业原则。”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柏克指出诺斯彼时赞成废除关税而此时却要重新课税，这种“狐埋之而狐掘之”的行为打着“商业原则”的幌子，如此“原则”恐怕也就不再是真正的“原则”了。

尽管柏克嘲讽了诺斯当局的“商业原则”，但他不否认世界上仍然有公正的商业原则。还是在这篇演讲中，柏克承认对美洲课税就是违背了“商业的基本原则——殖民地的建立正是基于这些原则之上，也违背了政治公平的每种观念；而公平是维系英帝国的纽带，正因如此，我们才尽可能把英国宪政的精神和恩惠扩展到英帝国的每一片属地”。在柏克看来，建立殖民地的原则是什么呢？柏克先前与人共同编纂的《欧洲殖民美洲论述》曾提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岛屿时关心的是“哪里有金子”，因为“这是他认为值得关心的唯一交易对象”。盖在柏克心中，殖民地为交易而建，英国殖民地同样如此，是为了交易，不是为了直接征税。柏克撰写此书之时，英法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战争刚刚开始。这部“应时之作”意在“让公众认识到管理完善的殖民地对英国繁荣的重要性”，而当时的“政客和大臣常常对商业问题一无所知”。与后来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对宗主国和殖民地关系的分析不同，柏克坦言，殖民地在政治上对宗主国忠诚，但在商业上不受宗主国的干预。他清楚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商业迅速发展的很大原因在于自由贸易，而非“无理的管制”。 18世纪中期，“自由贸易”不是什么新鲜词儿。柏克也同意自由贸易而非垄断能让更多人分享经济繁荣的好处。不过，这篇演讲的初衷是为罗金汉姆派1766年短暂执政的美洲政策辩护，而不是为自由贸易申辩。如F.P.洛克、伊安·汉普歇尔-蒙克、理查德·伯克等学者注意到的，柏克从来不是自由贸易或自由流通的鼓吹者，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帝国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而且直接影响柏克的商业观。

1768年，柏克在英国白金汉郡以2万英镑购入的庄园。

商业原则与帝国治理

在《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中，柏克描述了他心中的“帝国”：“帝国，是众多的邦国在一共同首脑之下的集合体，不论这位首脑是一位君主，还是居首席地位的共和国。在这样的政体中，次一级的政区，每有大量的地方特权与豁免权，只有奴役状态之死气沉沉的整齐划一，才能避免这一点。地方特权与共同的最高权威之间，界线当极端微妙。”“帝国”存在的意义是维系各个部分的和平和稳定，但不应剥夺地方特权。柏克还补充说，由于帝国内部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最适合于人民的治理方式“必须由他们的共同性格和民情决定”，并在各个地区之间寻找平衡点。他甚至诉诸历史，以爱尔兰、威尔士、切斯特和达勒姆为例——尽管爱尔兰的例子并不太贴切，说明“乱世的克星是自由，而非奴役，迷信的真正疗剂是宗教，而不是无神论”。柏克呼吁议会和平解决眼前的美洲危机，甚至将“妥协”和“交易（bar⁃ter）”等商业术语当作人类善的基础，作为帝国治理的依据。

显然，柏克的“帝国”不是商业帝国，而是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政治权力高于商业原则。在《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中，柏克认为大英帝国之政体有别于不列颠政体，在帝国政体下，所有次一级立法机构要服从最高主权，同时保持各自的自由。柏克认为，1764年之前，殖民地的“服从与自由”表现为商业上的“彻底受奴役”和政治上的“享有自由权”，“两者加在一起，固然称不上完美的自由；但与人类之通常的状况相比，则也算得上幸福，算得上自由了”。所谓商业的“受奴役”是指《航海条例》对殖民地的束缚，而政治的“自由”意指殖民地各州内部的课税权，且各州代表由自己选择。柏克认为帝国政体总体上还算不错，尽管《航海条例》垄断和限制了美洲商业，殖民地“出于习惯”依然服从它，但现在剥夺殖民地的政治自由，对其直接课税，则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帝国内部的平衡难以维持。柏克讨论英国对殖民地实施的各项贸易条款时虽然也提经济利益，但更强调帝国和谐，他在美洲危机愈演愈烈时主张英国与殖民地和解直至放弃主权时强调的是英美的亲缘纽带和共同的文化，而非捆绑在一起的经济利益。如果柏克心中有一个关于帝国的政治经济学，那么主权权威是首要的。在他看来，《航海条例》固然限制了殖民地的贸易，但作为主权的象征，不必废除它，此时贸易自由没那么紧迫。

稍微比较一下同时代人在美洲殖民地危机问题上的态度，柏克帝国思想的特征就更明显了。柏克曾在演讲中讽刺约书亚·塔克（Josiah Tucker，1712-1799）是“宫廷帮（court ver⁃min）”，看不清《印花税法案》和美洲骚乱的本质。波考克认为，在美洲问题上，经济自由的原则使塔克相信“为商业帝国而发动战争的人是邪恶的疯子”，“服从政治权威的原则”使他相信“为管制殖民地经济而维持帝国是成本很高的无益之举”“得不偿失”，如果美洲人不服从议会权威，他们就应该分离出去。可见，在美洲危机问题上，不少英国人主张“分离”，背后的原因却各不相同。柏克和塔克曾在书信中讨论美洲问题，两者在奴隶制经济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和斯密、约翰·米勒等苏格兰哲学家一样，塔克憎恶奴隶制，“培养商业是为了扩大工业和丰足，让人们比在其他生活方式下更平等，同时以相互利益作为连接人们的纽带，让人们自由。贸易和附庸、商业和奴隶制本质上是彼此对立的”。而据F.P.洛克的考察，柏克在编纂美洲殖民地时承认奴隶制在经济上的必要性。同样的事实，塔克和柏克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原因或许在于两人不同的帝国观。

埃德蒙·柏克在发表演讲。

斯密同样关注美洲危机，甚至在某些观点上与柏克非常相似，但其帝国观与柏克相反。在《国富论》最后两页，斯密列举了英国在“詹金斯耳朵之战”和“七年战争”中的巨额开支，指出英国的这两项开支是因为“殖民地被认为是不列颠帝国的省份”。原则上，在统一的帝国议会之下，对美洲殖民地（甚或爱尔兰）征税不违背正义。不过斯密强调的不是征税权，而是英国人的“帝国观念”。斯密说，如果殖民地拒绝纳税却仍被视为“不列颠帝国的省份”，而帝国无法承担这份大大增加的防卫开支，那么，殖民地这种帝国的“华美装饰”就应该放弃。斯密紧接着揶揄了“大不列颠的统治者”的“帝国”想象：“它迄今不是一个帝国，而只是一个帝国的计划；不是一个金矿，而只是一个金矿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斯密认为殖民地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六种手段之一，“殖民地贸易垄断的结果，对人民大众只是损失而不是利益”。（《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0-1031页）斯密回应了他在《国富论》第四卷关于殖民地的讨论，将此段作为全书的结尾，在其亲自修订的版本中也从未修改过。这或许表明斯密对“大不列颠帝国”深深的怀疑，与柏克的帝国治理观大不相同。

柏克一生中，“大不列颠帝国”在不断变动：失去美洲殖民地后，印度帝国“作为一项信托，‘经那高深莫测的神圣分配交到我们手中’”。既是“神圣的分配”，英国就有义务治理好，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令柏克先是担忧继而愤慨。最初，柏克只是批评东印度公司“治理失当”，抨击某些官员的贪腐行为，尤其是那些掠夺性的交易连最基本的商业原则都未遵守。后来，柏克从贸易转而关注印度文明和印度人的命运。F.P.洛克引用了柏克描述印度文明和商业繁荣的一大段话，认为“柏克理想中的印度，蕴含了他自己最珍视的价值观”。柏克心中的“印度形象”是否被理想化，在学界有很多争议。事实上，根据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对“英国人到来前的”印度的重新考察，柏克“理想中的印度”恐怕是当时的部分现实——如果不是全部现实的话。柏克以此为基础剖析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和商业活动，是现实的考量，而非“抽象理论的”推论。他甚至担忧印度帝国商业的发展会反噬自身，因为英国商业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让其他国家的商业完全依赖于英国的喜好，恰是这种优势最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猜忌，让其他国家以为英国会滥用权力，继续引发冲突。

这种猜忌也体现在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上。由于“猜忌”——不仅是贸易上的，更重要的是宗教上的，英格兰严格限制爱尔兰的贸易以及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这不仅激起爱尔兰人的不满，也不利于维持帝国内部的和谐。柏克一生致力于为立法者提供“大不列颠帝国”的统治策略：吁请英美和解，谴责东印度公司对莫卧儿帝国的掠夺和专制，呼吁放宽对爱尔兰的商业限制和宗教管制。这一切并不完全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而是出于对习俗、传统、宗教等的尊重。遗憾的是，柏克的这些努力绝大多数都成了泡影，一种剥削的、专制的“商业”帝国正在膨胀，而他心中的“开明帝国”最终成为一种想象。

《富与穷》

作者：[英]　唐纳德·温奇

译者：张正萍

版本：时刻人文｜东方出版中心

2024年12月

商业法则与劳动贫民

柏克晚年对国内市场的讨论直接将商业与基督教结合起来。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其1795年的《思考和详述》一文中。柏克在此文开篇写道：“所有事情中，不谨慎地干预粮食贸易是最危险的，而在人们最想进行粮食交易的时候即缺粮的时候往往是最糟的。”这种态度常常让柏克的经济思想贴上“自由放任”的标签。1795年，粮食歉收致使大量英国劳动者生活贫困，薪资不足以维持家庭温饱。英格兰伯克郡的几位地方官草拟了一个方案，主旨是根据面包价格和家庭人数给予穷人相应的津贴，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斯宾汉姆兰体系”，该体系被提到小皮特的政府议程上讨论。柏克的这篇急就章针对的便是这一体系。他在文中强烈反对这种津贴制度，对缺粮饥荒时的穷人处境采取了一种几乎冷酷无情的语气，并以“商业法则”作为政府不应干预市场行为的理由。这是怎样的“法则”？

在将“商业法则”上升为“上帝的法则”之前，柏克有一段关于政府职能的讨论。他写道：

“我请求政府认真考虑，荒年或丰年不是交替而来，也不是倏忽而逝，而是在很长的周期内且没有规律地出现，因此，我们如果因某个季节的临时必需品而采取错误的措施便无法保障自己；下一季或好几个季节将迫使我们延续该政策；所以在我看来，要防止这一导致我们农业崩溃、摧毁与农业关系最为密切的那部分国内贸易乃至危及政府安全和存在的祸患，唯一办法就是果敢抵制最初的想法——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即为穷人提供那些神圣天意暂时不愿赐予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属于被视为政权的政府，甚至被视为有钱的富人的权限。我们，人民，应该认识到，我们寄希望于缓和神意的不悦从而消除我们正在承受的或悬于头顶的任何灾难时，不能违背商业法则（laws of commerce）——这些法则是自然法则，因而也是上帝的法则。”

和以往柏克的演讲辞一样，这段话用词讲究，两次“government”和“rich”的意思并不相同。柏克认为，政府或有钱人的权限不包括为穷人提供食物。这里的“穷人”即有劳动能力的穷人，而“我们，人民”在18世纪的语境中一般指有财产的人。“劳动贫民”这个词被柏克视为“政治的伪善用语”。除了羸弱不堪、年老体弱、自幼失怙之人，人们不应同情或怜悯那些拥有劳动能力的穷人，而应该向他们推荐“耐心、劳作、清醒、节俭和宗教”。“劳动贫民”在柏克那里是一个卑劣的称呼。所有人都“必须用他额间的汗水——身体或心灵的汗水——换得糊口面包，这是人类的普遍命运”。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遵循商业法则，出售劳动维持生计，这也是上帝的法则。

《美洲三书》

作者：埃德蒙·柏克　译者：缪哲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7年8月

柏克将“歉收”视为“神意的不悦”，“我们”在缓和这种不悦时不能违背上帝的法则。如果政府或富人干预市场、给予穷人津贴，便违背了商业法则，也就违背了上帝的法则。在柏克的哲学世界中，整个宇宙有一条“从属链条”，从农场主到他雇用的劳工，再到地上的野兽乃至爬犁和马车都属于这条链条，农场主应该关心他的雇工，让他们能够吃饱穿暖，而不是关心他自己的牲畜。这条“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各司其职，不可随意毁坏其中一环。柏克将商业视为一种纯粹的买卖关系，任何人都想买得便宜卖得贵，买卖双方能够达成交易意味着双方承认了自己的让步。

柏克认为，劳动也是一种商品，其价格根据市场需求而涨跌，劳动契约一旦缔结就需遵守，而就农场主和雇工而言，他们的利益本身就是一致的，他们的“自由契约绝不可能是任何一方的负累”。而斯宾汉姆兰体系若经议会“三读”后成为法律，意味着政府可以根据这项立法干预雇员和雇主的契约，这显然违背商业法则，也就违背了“上帝法则”，败坏了整个“从属链条”。柏克所说的这种“自由契约”，在唐纳德·温奇看来，恰恰是他“从理想的竞争条件下推理”出来的。现实是，雇主和雇员的契约并不是柏克说的“自由契约”，雇主在劳动合同中总是占据上风，而个体雇员向来缺乏谈判的筹码。

那么，贫困的劳动者努力工作也无法维持其必要生计时，是否应该听凭商业法则的主宰？柏克的安排是进入“慈善（charity）”领域：“当一个人根据商业规则、正义原则不能索取任何东西时，他就离开了那个部门，进入怜悯（mercy）的管辖范围。在这个领域，治安官无事可做：他的干预侵犯了财产，而他的职责正是保护财产。毫无疑问，对穷人的慈善是所有基督徒直接且应尽的义务，其顺序排在偿还债务后，该义务充分且强烈，本质上比偿还债务更令我们感到无限喜悦。”当柏克将“商业规则”与“正义原则”相提并论，其真正的核心便突显出来：“交换正义”。宗教慈善似乎充当了“矫正正义”，纠正经济交易中某些偶然因素如歉收、战争、瘟疫等导致的不公平现象。当劳动者不能依据“商业规则”维持生计时，他只能等待慈善救济，而不是政府干预。如此，柏克关于市场与慈善、交换正义和矫正正义的讨论便可在一种基督教版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来理解。

我们很难预设柏克如果活到1847年，看到大量的爱尔兰人因饥饿、疾病而死亡，是否还会坚持1795年的理由？要知道，当时的英国政府面对大饥荒时实施的正是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弗朗西斯·卡纳文在其《埃德蒙·柏克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假设了这种情况。他以为，“如果柏克以《关于稀缺的思考和详述》相同的术语讨论爱尔兰饥荒，那将是他终生致力于谴责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思维的宣言”。卡纳文认为“不应该轻率地假设柏克面对1847年大饥荒时会是一个疯狂的理性人”。在柏克的比肯斯菲尔德庄园中，他是一位“人道慷慨”的家长，尽量帮助穷人、救济有需要的人，他也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说服当政者进口粮食缓解食物危机，但议会立法必须谨慎，政治原则必须有效。他的“不干预”经济思想和“家长式”的实际行动就这样奇怪地糅合在一起了。

保守主义者的另一面

柏克在其著作中对“商业法则”“商业规则”“商业原则”“商业精神”等术语的使用似乎有些随意。大多数情形下，后面三个词表示人类生活中的交换原则，当他使用“商业法则”解释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时，他的经济思想流露出浓厚的基督教色彩。柏克基督教版本的政治经济学与斯密政治经济学有着明显差异：尽管斯密以“看不见的手”来描述财富在穷人和富人中间的分配情形，也认为“仁慈”值得嘉奖，但他借“大自然”之口表示“在人们忽略行善的情况下，并无必要通过应予惩罚的恐惧来保障和强迫人们行善”这里的“恐惧”对应的或许是基督教。

从“商业法则”出发，柏克将工资率、雇佣关系等经济要素融入更广泛的宗教、政治和道德框架中，这一点常常被忽视。F.P.洛克在《埃德蒙·柏克传》第二部中强调柏克的商业观：商业是“古代风俗”的产物，商业的发展仰赖于古代风俗，没有贵族和宗教，国家将沦落为“贫穷污秽的野蛮人”，“应该在此背景下理解《思想和详述》。它预设了一种基于宗教和贵族的道德秩序。相比革命者那些虚妄的方案，这样的道德秩序更有可能为穷人提供保护”。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的确与同时代的休谟、斯密等大相径庭，也区别于令柏克尊崇的孟德斯鸠。如柏克所言，这种政治经济学是他独立研究的心得。不过，在宗教、道德、风俗的框架下思考政治经济学，柏克不是当时唯一的一位，威廉·佩利、罗伯特·马尔萨斯等作者的思考形成了一场极富意义的谈话，在不同方向拓展了这门科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