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自华

过街楼

漫步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弄，你可以不注意房子，但是你无法忽视那些独特的过街楼。因为房子有一大片的，而过街楼就那么几间，过街楼造型独特，相当于一本书的封面，有书名，有出版时间，让人记忆深刻，人们很少记住书的第几页，也就像人们很少能记住某房子的门牌号码一样，但是人们很容易记住书名，如同很容易记住过街楼上的名字。过街楼上的名字一般三个字，以“里”“坊”结尾为多，很少看到重名的。如我居住的叫“新华里”，新华里和新华社一字之差，很是高大上。过街楼上的标牌，以行书、楷书居多，在字体的四周有各种各样的装饰浮雕，方匾额大小的中央用水泥砌出的立体字，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那字依然清晰可见。过街楼的历史普遍比较长，我居住的新华里是“1927”，这就是说建于1927年。过街楼是跨在巷道上的楼房，底下可以通行，上面是住房。上海的过街楼的设计各种各样，有拱字形，如城门一般；有圆形，如公园的门廊；有直角门字形，简简单单。

皮匠摊和剃头摊

作家王承志的小说《同和里》，第一章的开头：“同和里弄堂口，一边是皮匠摊，一边是剃头摊。对上海的大多数弄堂来说，这属于“标注配置”。“标注配置”简称“标配”，新华里的过街楼底下也有鞋匠摊和剃头摊。一把简单的木椅，一个简易的置鞋柜，这就是鞋匠的全部家当，一般称呼年纪大的叫“老皮匠”；年纪小的叫“小皮匠”。新华里的老皮匠却被唤做小皮匠，因为他从小皮匠做到了老皮匠。“皮匠摊”以修鞋为主，同时也按客户的要求，定做皮鞋、棉布鞋等新鞋。我也常去，一次，母亲给我做了双布鞋，穿了几天后，让我送到小皮匠打个前后掌。按照母亲的吩咐，我将鞋子拿到小皮匠摊头，小皮匠抬起头看了我一下：“打鞋底，前后掌，轮胎底。明天下半天来拿。” 我还没来得及将母亲的意思说出来，他竟然就知道？我好生奇怪，真有点神了。第二天下午，我来到小皮匠摊头前，他抬头，眯缝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将挂在后排的一双鞋抽了出来，我一看，就是我的那双，我越发奇怪了。我坐在了小凳子上，“小皮匠，你怎么知道这双鞋子是我的？”“昨天你将鞋子给我，我就晓得是你的。”我不依不饶：“你这块几十双鞋子是哪一家人家，都晓得？”“晓得，”“不会搞错？”“不会错！”我拿过一双绣花鞋，“这是17号前楼小开的家主婆（老婆）的。”这双鞋我认识，前几天去17号的三层阁黑皮家复习功课，看到这双鞋在晒台上晒；我拿过一双三接头皮鞋，“这是45号客堂间当远洋轮船船长的。”而后我又拿了双大码的解放鞋，还有翻毛皮鞋，小皮匠一一告诉我。我说：“过目不忘，过目不忘！服帖！服帖”在边上的“剃头的”说：“没有这点本事，混不下去。”那“剃头摊”的“家当”也简易，一个放脸盆的架子，一只方凳，大家喜欢将理发师傅叫作“杀头的”（用苏北话念效果更好），我想起了，每次去剃头，大人来理发，“杀头的”问：“老样子？”“老样子！”一次，我去剃头，他也不问,直接就上手，我有点急了：“你怎么不问问是不是老样子？”“稀奇了，你要什么发型？说说看，奶油大包头好伐？”小皮匠和弄堂里的人都哈哈大笑。多年来，我在“杀头的”剃的都是“老样子”，只有一次，我坐在凳子上，“杀头的”用围单将我围住，然后拿出工具，我说：“三七开！”他惊讶的朝我看看：“三七开？”我坚定地说：“三七开！”他自言自语地说：“大了，大了，要好看了！”过街楼有了这两个摊头，热闹了很多。

后来，过街楼的功能被大大扩大，过街楼下面一般是公用电话，公用电话的喇叭经常响起：“X号亭子间有电话”，“XX号后楼不要回电，你男人晚上加班不回来吃饭。”20世纪70年代末，大批知青返城，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过街楼多了很多便民摊子，修自行车的、补锅的、卖馄饨的等等。

我最感兴趣的是，过街楼有一个简易的阅报栏，那是用细铅丝夹起来的报夹，报夹里是解放日报，每天看新闻成了我必修课。过街楼是进出弄堂的唯一通道，谁下班早，哪家毛脚上门，哪家海外来人，哪家有电报了，过街楼成了信息发布的集散地。

大战“德国鬼子”

在弄堂的墙角处，搭了个楼梯，便于住过街楼的人员进出。我家是街面房，是弄堂口的第一家，边上就是过街楼，过街楼的进出是借用我们家楼梯。在过街楼上可以看到整条马路，得天独厚的位置，赛过一座瞭望塔，后窗对着弄堂里面，前窗对着马路，两边各有风景。特定的居住环境形成了特有的风情。

小小的过街楼住两户人家。住在我家前过街楼的是单身汉，家属和孩子都在外地，平时住在单位宿舍，逢星期日回来。我们平时称单身汉为“爷叔”。爷叔将他房门的钥匙放在我们家备用，对于我们小屁孩来说，这是极好的机会。过街楼是我们作战司令部。这天，我偷偷拿了爷叔家的钥匙，来到过街楼，开始了一场军事活动。我用望远镜（用硬纸板做的）四处扫射，观察动静，几个小孩在奔跑，那是在迷惑敌人，这是模仿《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其实，弄堂里藏有雄兵百人，他们手里拿着扫帚、拖把、鸡毛掸，个个鸦雀无声。几十个小战士仰着头看着我，期待我的发号施令。过街楼门口有两扇黑色的大铁门紧闭，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气概，我们是新华里，自称“新四军”，对面的弄堂里“文德里”，我们唤“德国鬼子”，一段时间，“德国鬼子”经常向“新四军”寻衅滋事，中国领土怎么能允许“德国鬼子”耀武扬威？今天准备好好教训一下“德国鬼子”！我正准备发令，突然，看见母亲远处的身影，原来这天母亲提早下班，我赶紧关照藏在铁门后面的小伙伴撤兵。同时，将爷叔的房间弄干净，装作没事人。

过街楼是晴雨表，哪天四周的墙壁被石灰粉刷一遍，知道国庆（春节）来临了。过街楼也是是非之地，过街楼下面近弄堂的有一垃圾箱。虽说垃圾箱上有盖子，但是一些缺公德心的人，将垃圾扔在垃圾箱的四周，或者垃圾箱的盖子也不盖上。垃圾异味直往过街楼钻，后过街楼的住户一年四季只能将窗子紧闭，有好几次，后过街楼的住户将垃圾箱的盖子锁上，居民无法倒垃圾，因此，为垃圾箱吵架的声音，那是连绵不绝。

石库门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幢幢凝结无数老上海记忆的石库门建筑正在被推倒、拆除。

现在很少看到过街楼，即使有，那也是做装饰用的，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石库门如同一部翻过的书，受到冷落，过街楼作为这本书的封面，也渐渐被人淡忘。

一中心小学的记忆

我在一中心读小学

乙巳蛇年春节前，我在杨浦区平凉路宁国路口的百联滨江购买年货，前面一位中年女士正在向一个小学四五年级模样的学生说：这里以前是平凉二中，妈妈在这所学校里读过书。这勾起了我的一段往事。

我是20世纪的1956年在杨浦区第一中心小学（以下简称一中心，后改为平凉二中）读一年级。1943年，日本人在平凉路宁国路处开办了一所军国主义小学，日本投降前夕更名为杨树浦小学，解放前夕又更名为杨浦区中心国民学校（上海市第二十区中心国民学校）。1951年初，上海市教育局报请市政府核准，自2月1日起，将全市国民学校一律改称小学。校名一般以路名作为学校的名称，一中心位于平凉路、宁国路口，由于学校的场地、设备、教学质量在当时属于比较好的，所以称为中心小学。楊浦区当时共有四个中心小学，一中心排名第一，大家都习惯叫“一中心”。学校有游泳池，有带防空洞的大礼堂，有视野开阔的大露台，大露台墙体刻有8个字，由于时间久远，记不住内容，估计是校训。站在在大露台上，可以看见两个操场，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记得我们上学，从两个操场中间的人行道走过，人行道搭的架子上挂满了葡萄，一路走来，一股水果香味香气袭人。大楼底下是防空洞，我们进校那年，听说防空洞中发现日本鬼子的军衣及军靴。四楼顶上还有警报器。后来担任平凉二中校长的李老师告诉我，20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来沪旅游者中曾有人造访过一中心。

1962年，我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为了让同学们对母校留下印象，学校特地请了消防队到学校进行消防演习。那时，消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陌生的。同学们坐在大操场的周围，操场一边搭了一排高高的木牌，犹如屏障一般，另一边是一间房子模型。同学们都兴奋得不得了，因为能亲眼看到救火场面。只见站在大露台上的消防队领导一声令下：“消防演习现在开始！”顿时，模型屋燃烧了起来，火焰蹿到半天空，随即警铃大作，救火车呼啸着开进了操场，空气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车还没停稳，全副武装的救火队员们犹如脱弦的箭跳了下来，奔向各自的岗位。同学们还没反应过来，几根长长的高压龙头从几十米远处以短跑速度像接龙一般递到了前面，水压住了那嚣张的火焰。顿时，操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还没有结束，只见从教学大楼的屋顶上飞下来几名消防员，他们身手矫健，动作敏捷，沿着墙壁，脚尖轻点墙壁，犹如《西游记》中的哪吒踩着风火轮，眨眼工夫就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而且消防员们神定自若，脸不红来气不喘，看得我们是目瞪口呆。正巧我的前面是个消防员，零接触，零距离。我注意到他身上穿的衣服没有一粒纽扣，事后当我将这个发现告诉其他同学时，不少人不相信：“没有纽扣，这衣服怎么穿？”说我吹牛。官司打到老师那里，老师说我是对的。老师说，火情就是命令，当消防队员听到警铃声，要在最短的时间，赶到战斗岗位，这中间要穿衣穿裤穿鞋，带上灭火设备，时间对于消防队员来说，只能用秒来计算。拖延一秒钟，就意味着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有一分危险。所以，消防队员的衣服没有纽扣，是为了抢时间。为此，老师还特地表扬我，说我的观察能力特别强，以至我得意了好几天，在同学面前露了回脸。

1959年9月30日，为庆祝建国10周年大庆，“一中心”的大操场，和人民广场同时燃放起了焰火，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家门口看到了焰火。能在一中心读书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当时，我的不少小伙伴只能就读民办小学。那时的民办学校就是简陋的代名词，学校设在弄堂里，学校和居民住房犬牙交错，上课听得到居民洗碗做家务吵架的声音，做广播操就在弄堂里，或者在嗮台上，沪剧《鸡毛飞上天》就真实反映了民办小学的状况。

学生手册

我是8岁读一年级的。我班有的同学由于家庭成分不好，8岁报名时被挪到9岁读书，现在想来真是匪夷所思。当时读书都是就近入学，同学往往就是隔壁邻居或小时的玩伴，有的甚至还沾亲带故，因此同学聚在一起特别爱玩。那时，我们只读半天书，老师就将我们组织起来成立学习小组，5、6个同学一组。小组学习结束以后就是玩了。那时玩得比较多的游戏是“结麻将牌”（现在叫“掼结子”）。“结子”用两块旧布缝起来，在收口时倒入黄沙，“结子”的大小和装多少黄沙是很有讲究的，太小和太轻都不合适，我的“结子”比较大，一是容易抓得住，二是稳定性好，所以经常赢。一赢就要翘尾巴，这种不好习惯也带到了学习上。

在我的书橱里，静静地躺着一本60多年前的学生手册，这是一本1961—1962学年度的“学生、家庭联系册”。“学生、家庭联系册”又称学生手册。学生手册记录了我读小学六年级的读书成绩和品德评语。老师在我的学年品德评语上写道：“学习一贯认真，理解力强，思维快，爱看课外读物，故各科成绩较好。劳动积极，对同学友爱，尊敬老师。希望今后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因为一点成绩就自满。”所以我的成绩一直处于中等水平，连一向比较喜欢的阅读、写作一直是4分，至于写字，竟然全部是3分，至今我那一手蟹爬字，让自己汗颜。“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徒伤悲”的最好镜子就是学生手册了。

还有一事值得一说。学生手册在“健康检查记录表”记录了我在1961年10月11日两项指标，身高141公分，体重60.5斤。我在同学中处于中等个子，我们这批在解放前夕出生的同学，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3年困难时期。我的在小学当教师的朋友告诉我，现在6年级的男孩身高普遍在160厘米左右，体重普遍在60公斤左右，和我们那时的“豆芽”相比，现在的孩子多小胖墩。

照片述说往事

2005年，失联多年的小学同学第一次聚会。黄同学带来两张咪咪照，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照片为1.6X1.3厘米大小，相当于男人大拇指大小，真可谓咪咪照了，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戴老花眼镜才可以看清照片里的人。1962年小学毕业，同窗6年即将分手，女生以互赠照片或者拍摄合影照表示留念。黄同学的照片是三个女生的合影，这三个女生分别姓黄、蓝和王，王同学比较白净，我就称她们为“三色”姐妹花。看到这张照片，我灵光一现，让当年的三个女生按照原来的位置坐下，于是我按动了快门。还是原来的三个人，只不过小辫子换成了短头发，黑发变成了银发，小姑娘成了花甲老妪。

“三色”姐妹花虽然情同手足，后来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黄同学中学毕业直接进了工厂，而蓝同学中学没有毕业就远赴新疆，王同学作为68届高中生来到了黑龙江，从此，大家各奔东西，就再没有联系过。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白”和“蓝”也都回到了上海，“三色”姐妹花终于又碰头了，相隔四十多年后见面，如同换了人生。

我保留了1962年拍摄的小学毕业照，照片里有4个老师，44个同学。同学们看上去都很稚嫩、羸弱，穿着更是土得掉渣。1962年，还在三年困难时期。这张毕业照，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保存，2009年，我们同学再次聚会，当我将毕业照给同学看，有的人竟然找不到自己，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我们班级的照片，沧海桑田，这变化只能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了。正当大家互相猜谁是谁的时候，我将照片翻转过来，照片的反面，是我稚嫩的字，上面按照排列顺序写着每个同学的名字，大家先是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后是再对照，然后哈哈大笑。

说到这张毕业照，还有一段故事。2005年初，我们分手40多年的小学同学第一次聚会。由于“一中心”后来变成一所中学，多年前全部拆除，我们特地挑选了“一中心”对面的沪东工人文化宫的餐厅为聚会地点，以怀念小学时光。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说起拍摄毕业照的事情。我说，我有这张照片的，由于当时我正忙于装修以及乔迁，就搁下了。谁知道一直没有找到，此后，我将家中兜底翻，也不见踪影。为此，我懊恼了很长时间。2009年，偶然的一天，我在家里整理历年的邮票，毕业照竟然从邮票中飘落出来，真是大喜过望，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于是，我赶紧扫描，并复印了多张，给每个同学送了一张。这年秋天，我们10多个同学特地赶到南通，看望当年的班主任吴银屏老师，并送上了毕业照，以及同学聚会拍摄的光盘。

当年的44个同学，其中5人英年早逝，5个同学至今没有联系上，其他大部分同学，经过插队落户、三线支内后回到了上海。花甲之年的同学，差不多都已经含饴弄孙。

这真是半个世纪人生路，张张照片说春秋。

本文刊于《杨树浦文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