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第6期专题《似水江南》中，我们重现了那个吴侬软语、莺莺燕燕、缠绵悱恻的江南；而在第50期专题《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为我们讲述了，南京路如何把上海、中国带向地方、民族乃至于全球；在第88期专题《亚洲想象》中，李天纲教授与许知远对谈，重述了清末民初的那个转折时代，传统的文化和教养被欧洲乃至于世界如何观看，同时发生了怎样的嬗变，绵延至今。在这一期，我们重访李天纲教授，探讨上海和江南之间的关系，剔清这些问题，是让我们变得包容、客观、理性的过程。

李天纲一直研究中国的近代思想文化史，在复旦大学任宗教学系教授，担任系主任之前还有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做钳工。”

做了几年机修钳工，李天纲在恢复高考后学历史，学士、硕士毕业后，参与写作《上海史》，那还是在1980年代中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上海史是我们那一代人开创的”，第一份工是走上海，看上海，第二份就是写上海了。李天纲看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之间的关系，看上海和江南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心南京路是怎么开启东方全球主义。“正是因为有了江南的供给和滋养，上海才能成为了上海。”

在今天我们提到上海，是曾经租界区的映天梧桐，是陆家嘴的摩天都市，也是海派文化的诞生地。李天纲认为，更大意义上上海是江南的一个现代出口，就像曾经的扬州和苏州。从元代开始，因为漕运改海运，上海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了江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之间诞生了一种现代性的“都会主义”（Metropolitanism），却并未发生严重的断裂。

李天纲职业生涯的第三份工作，是他在2003年回到复旦大学，正式进入宗教学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因为他发现宗教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要讲明白中国的现代性，即中国社会怎么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地方进入世界，是逃不掉要对16世纪以来包括在宗教传播历史中的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全面的研究。

他把视角聚焦在了徐光启、利玛窦以及江南身上，发现从徐光启开始，中国人已经开始对“文艺复兴”和“大航海”之后的外部世界有了兴趣，开始了研究。徐光启和利玛窦的努力，也将他所在的上海，带到了世界舞台。“汉学家”们众多的札记、游记、日记，以及“二十二个朝代”（廿二史）的系统研究，令江南文化、中华文明成为了当时欧洲的热门话题。

最近一段时间，李天纲开始撰写一系列的“田野江南志”，希望能在行走中，重新发现历史的细节和江南社会的诸多面向。他调研朱家角镇，认为它是江南与上海之间社会转型与融合的典型市镇；他驻点张堰镇，“发现守山阁”，正是在这个市镇上，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二百多年后仍在传承，继续翻译；他最近又去了苏州吴江，发现一位1960年代在法国巴黎的宗教对话思想家黄家城（Francois Xavier Houang）就是黎里镇人。在朱家角、张堰、黎里……，江南风转型为现代、都市和世界性。

李天纲一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让今天的文化变得可以理解，或者也许能让当代人的思想变得柔和有弹性，进而变得有说服力和包容性。空讲“文化”，玄之又玄的说法最好不讲。但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文化的特征和它的变迁又藏在历史的细节里，是可以用来谈论的。他希望在谈论上海和江南的关系时，把它们一一发掘出来，供大家来审视，来解读。

这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李天纲在百忙之中才抽出临行前的一个半小时，虽说匆忙，他的兴致也盎然，说起关于江南、上海的掌故，从容不迫中有一种松弛的趣味，引人入胜，和他的文字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还夹带一点情绪，可转念一想，历史关乎宏旨，难道不也关乎个体的感受吗？我们聊的是大历史中运行的江南和上海，却也笼罩着每个个体具体而微的生活。

历史如剧场，生活如情节，盘根错节，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讲述中那些消逝了的过往，分明让今天的我们感受到每一缕呼吸和每一个步伐，都被一种力量所裹挟。

《生活》：江南的话语背后承载了中国人何种长久的期待？提到江南的时候，我们都想到古镇，想到水乡，也想到文脉，这是江南文化背后的全部吗？在一个现代社会，我们对江南的想象有怎么样的变化？是否江南也成为跟现代性对立的乌托邦？

李天纲：对江南的想象是古已有之，从南北朝划江而治以后，商人的话语权不强，主要是文人的表现。古代文人的作品留到现在，就是明清笔记、小说、游记和日记，都表现出对江南的一种游历。文学史认为明清章回体和说唱作品中开始具有市民文学特征，但是大部分关于江南的想象，还是士大夫做的。关于杭州，有《西湖老人繁胜录》，扬州有《扬州画舫录》，当然还有很多姑苏风情、秦淮风月的描写，充满了文人士大夫对繁华都市的想象。

上海当然是1843年“五口通商”以后爆炸式发展的城市，但它突破县城格局的都会化是在乾隆年间开始的，史称“江海通津”、“东南都会”。所以，我一直讲上海有两次“开埠”，一次在乾隆时期，第二次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明清文化时期，在“吴越文化圈”，上海已经表现出一些异常特征，比如说上海“五方杂处”，最早就是形容清代十六铺的移民人口格局。进入现代以后，文人们对江南的想象就转移为对上海复杂局面的评价。上海的文化形态跟江南固然是有很多断裂，但也有很多更新式的发展。“五口通商”后大量江南文人墨客来上海谋生，建书局，办新闻纸。明代开在苏州阊门的扫叶山房，清末就把总店搬到了福州路棋盘街。《点石斋画报》描写的上海，既有对都市繁华的艳羡，又有在商业尘嚣中的失落，还有那种人在“夷场”的身份困惑。士大夫们既愤世嫉俗又顾影自怜的小情绪，在明代传奇《三言两拍》中已经出现，于清末海上福州路“谴责小说”为甚而已。谴责小说把“洋务运动”中海上文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比如因循保守，贪污腐败等写出来了，于是江南文化就有了最初的“海派”特色。

明清文人提供了一套江南的想象，存在于文人的意境，也影响了朝廷的审美。比如说满清入关后，康熙修筑承德避暑山庄延续了明代北京的江南园林风格，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帮着刻成了《三十六景图》。乾隆兴修圆明园时，更是把苏州、杭州、扬州的名胜一一模仿。康熙用汤斌整肃江南文风、乾隆和宠臣一起六下江南，他们把江南的意象带回北方。此后，中原文人到了西北，在宁夏发现“塞上江南”，在甘肃命名“陇上江南”，称汉中的地理是“小江南”。以前东北没有对江南的想象，但是清末“闯关东”开始后，人们把辽南平原也比作江南。在欧洲，“江南”的形象由耶稣会士传播。读《论法的精神》时，我发现孟德斯鸠对长江三角洲有突出的评价，把江南和尼罗河、莱茵河三角洲并称。孟德斯鸠不赞成伏尔泰对中国制度的赞美，但他还是说了江南风俗好话的，不信可以去查看。我讲这些，并不是再一次重复“江南好”的老调，而是说江南在康乾盛世和鸦片战争以前，已经在全国和欧洲被认定为一个多元、复合而有机的文化形态，其中必定有某些可取的东西可以分析出来，进入现代。

我常常是从现代转型的角度来观察上海与江南的关系，看一个传统的江南转型为近代的上海，这其中有很多文章要做。我们把古代上海看成是一座江南城市，就有了它的明清历史；就像我们把现代上海看作是国际大都市，就有它从17世纪以来与欧洲文化交往的长期经验。1986年，我们做“海派”研究，大家就对上海文化的世界性做了深入阐释。但就在同时，我们对上海文化的江南性也具有相当的认识。这方面，我受了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1986）的启发，一早把上海看做是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美国的地理学者，墨菲注意到江南的河道、交通、人口、资金和市场对于近代上海崛起的重要性。当时我们一群研究生组建了“企业发展研究所”，参与“上海经济区”和“长三角俱乐部”的讨论活动，也是从这个角度认识上海和江南。江南是上海的母体，近代上海就是一个新江南。传统江南和近代上海，中间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现代性。近代上海常常被描绘成一座鱼龙混杂，光怪陆离的城市，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近代上海的崛起也有它非常强劲的和不可抗拒的一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modernity）。

《生活》：对于江南来说，上海和扬州的关系是否存在更迭性？类似于之前扬州是江南的中心，而今上海是江南的中心？ 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全球化吗？还是因为漕运改海运，内循环改外循环？这是一种中国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吗？

李天纲：是的，江南中心城市的转移是一个客观事实。乾隆年间，“城中慕苏、扬之遗风”，近代上海跟明清扬州、苏州是一个相继发展的替代关系。扬州在康乾时期成为了漕运中枢，大运河从杭州武林门开始，经过苏州到达江河交汇的扬州，扬州是江河运输的关键节点。明清帝国的南北交通以江南-京师为轴心，从扬州到淮安，进济宁，跨过黄河到天津，最后抵达北京。乾隆后期，漕运在江、淮、黄河道体系难以治理，“三十六码头”管理上弊端丛生，最终干脆放弃，改为海运。漕运改海运后，江南到京师的通道变成东海、黄海和渤海，地处江海交汇的上海自然就成为水运中心。“五口通商”以后，通江达海之外，又叠加了西洋贸易，江南的中心城市自然就转移到江、海、洋交汇的上海。

上海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城市，它的地位是从苏州转移过来的。明清帝国内部的商业中心城市原来是在长三角的贸易中心苏州，乾隆年间也因为海运的关系，逐渐从苏州转移到上海。苏州府原来也是有海港的，但不是在苏州城里，而是在它的外港太仓，在浏河边上的浏河、娄塘镇，属于苏州。清朝雍正年间，朝廷把专管海运、海防和税收事务的“苏松太道”迁到上海后，松江府的上海县十六铺就成了一个帝国内部的海运枢纽。上海历史博物馆藏《丹凤楼下》画卷，描写了江中帆樯林立，江边商号云集的场面，确是一幅胜景。上海港成为长江三角洲的运输中心后，河运、江运、海运能力超强。据英国“阿美士德”号海洋调查船1833年的统计，上海港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大港口。调查报告撰写人郭实略根据每天入港的沙船数量、吨位计算，说上海港跟当年的第一大港伦敦港差不多。这是一个粗粗的估算，但大致不差。明清帝国外贸不强，但内部贸易量很大，但从运输量来看，上海港确实是当时世界上数得上的大港。发现上海是内贸大港，这是一个惊动英国的结论。英国国会在1839年投票支持向中国派兵，武力叩关，最后把上海加入了要求开埠的五口名单。

上海开关之后，十年以后的1853年就在进出口总额上超越广州，变成了全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上海原来就是最大的港口，元代每年在江南的征收的粮食运输量就是八万百石，加上其他南北货的贸易，总吨位更大。沙船满载官粮、贡物北上，几乎是义务劳动。朝廷允许在南下空船放回的时候，搭载是北方的五谷杂粮、大豆、人参和木材，回到上海批发、零售，可以赚钱补贴亏损。沙船从天津、东北载回的是“北货”；也有福建、广东南方来的福船、广船载来“南货”，如南洋一带的稻米、蔗糖、海产品在上海贸易。这样，上海就成了中国沿海南北贸易的中心，就带动了上海的发展。

《生活》：你之前提到上海有今天的气象，其实和中国其他的城市相比，就是因为上海有江南提供的资源和营养。怎么理解这种提供和滋养呢？和今天江浙沪其他的地区与上海的关系有类似的地方吗？

李天纲：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比较来看。现在的情况跟洋务运动以后江南和上海的情况不一样了，要具体分析，但是江南-上海的基本关系还是延续下来的。长三角地区的现代化，很多情况比我们在想象中的理解要复杂，明清以来的江南传统要考虑，或者说就是要增加一些继承性和延续性的考虑。长三角的经济规模在明清时期不差的，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不差，最起码市场、资金、交通和人力资源条件是好的。前面说了，看到了一个大家不重视的资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认为长三角是世界上最好的三角洲之一；还有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发现怡和、汇丰、招商等洋务机构的资本很多来自内地华商。我们最近也发现，开埠后大量华人资本从江南流向上海。以前经济学史学者总是说中国是小农经济，没有大土地经营，进入上海的都是破产农民。实际上，我们在调研了解到江南地区二、三万亩的大型土地运营所在多有，丹徒马建忠、马相伯继承了家族二万亩、三千亩土地，金山高氏、钱氏、姚氏也都拥有数万亩土地。有迹象表明，江南地区的农业资本大量进入上海，投资在轮船招商局、商务印书馆等华人企业，乃至在怡和、汇丰等洋行、银行等外侨公司，转化为现代工商业资本。

除了“小农经济”之外，还有一个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个纯农业社会。其实，开埠前的江南地区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的手工业社会，市场上有很多从农产品加工而来的商品，如棉纱、棉布、生丝、绸缎，茶叶、瓷器、铜铁匠铺、家具、书籍、糕饼、副食品……。我们知道，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产品，很多是通过挑夫运输，到广州加入了粤海关全球贸易，但是更密切的还是长三角内部和江南-京师之间的国内贸易。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重心下移，每个县城以下，都有一批市镇兴起。一户人家开店，慢慢发展到十几家，出现了二里、三里长街，村子就成了市镇。江南地区的镇志、乡志里记载朱家角、黎里、同里、甪直、千灯……等镇市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说沪、宁、杭三角地区有两三百个这样的村、市、镇，并不算夸张。这些市镇以太湖流域数千公里的水道系统连接，每个市镇都有自己的非农特产，这样就维持起一个江南特色的手工业和商业体系。

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在十年之内就兴起出一个现代港口运输和工商业，并因此取代广州，超越厦门、福州、宁波等口岸，就是因为它叠加了江南地区的传统商贸功能，而成为内贸和外贸、传统与现代的复合城市。仍以轮船招商局为例，为什么它能够在上海搞起来，还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因为招商局一开始就整合了沙船业的南北贸易，用现代汽船进入了长三角、长江、运河的内地运输。招商局从清朝漕运的大宗订单起家，从传统沙船开始专业运输。拿了这个运输的利润，招商局再去江南制造局订造现代汽轮、铁甲船，与当时最强大的美国汽船公司其昌洋行竞争。

华商与外商竞争，虽然在技术、管理和国际市场上落于下风，但在资金、人员和国内市场上具有优势。外商如其昌洋行进到长江三角洲水运系统，无法对付复杂的河道体系，繁杂的市镇市场。招商局把内河汽轮运输枢纽设在朱家角镇，周边的金泽、周庄、同里、黎里、甪直、震泽、盛泽等都镇上都用汽轮代替了“夜航船”。招商局凭此内河航运实力与外商的沿海、跨洋贸易竞争，后来居然把美商其昌洋行收购了，总部大楼也南市永安街移到了外滩。如果说轮船招商局的经营路线是从上海到江南，那湖州南浔镇的丝绸生产则是从江南到上海。湖丝18世纪就畅销欧洲，上海开埠后丝商人将营业中心转移到上海，开设缫丝、丝织工厂，出口欧美，令中国的丝绸生产至今不衰。

我们常常忘记了，欧洲现代工业最先都是起源于水运，而不是公路、铁路运输。水运系统对于初期工业化非常重要，跟莱茵河三角洲的阿姆斯特丹、泰晤士河流域的伦敦、易北河流域的汉堡，都是因为水运贸易而兴起。美国东海岸殖民地没有河运体系，十八世纪独立后华盛顿地区开凿了一条运河，通到纽约。世界各大城市的早期工业化，都是靠河运、水运维持的。江南地区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理，交通运输和区内贸易发达，具有从手工业转型为现代大工业的良好潜质。十九、二十世纪输入的工业技术和全球市场，江南地区的市、镇转型为现代都市，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

《生活》：上海的江南性在您看来体现在何种层面？豫园，包括在世博园的申园是上海的江南性所在吗？在这两个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上海好像跟江南的关联有点熹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很多人现在看来，真正的江南在无锡，在苏州，在杭州，在宁波，不在上海，您认同这个看法吗？

李天纲：我们讲海派文化，好像就把江南文化给压住了。虽然大多数的上海人是“从江南来”，但眩于“十里洋场”新名物、新建筑，确实有忘记自己来处的问题。我在撰写《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2009）时，提到“维多利亚”风格对于海派文化的影响，没有强劲的现代风，上海的“新文化”就不能在江南和中国脱颖而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海派文化的主体是华人，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母体。上海的现代文明是在华洋竞争、合作中“会通”而成的，从这个角度看，舶来的“现代性”和本土的“江南性”都是“海派”创新的资源。经过时代的汰选，明代嘉靖年间初建的豫园藏有江南四大名石之首的玉玲珑，当然可以代表上海的“江南性”。上海市区世博公园内新建江南园林，我也参与了“申园”的命名策划。在我看来，这是上海重拾江南性的反思性举动，无疑是正确的。从十九世纪以来，大上海地区忽视自己的“江南性”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经过的一百多年高强度的“现代化”建设，长三角地区已经彻底更新，现在来说哪里才是“真正的江南”都有危险。1990年代初，苏州市区辟建干将路，我就写了文章，问江南文化“涛声能否依旧”。如果说十九、二十世纪的上海面临现代化压力，那目前江南地区的任何城市的更新压力一点都不亚于上海。上海市区在保留江南文化遗迹中有很多教训，“现代化”的压力之下，拆得太多，修得太少。上海在1911年就拆除了老城墙，在全国也是带头的。经过最近一波城市更新，目前的徐光启家族祠堂、牌坊、九间楼，还有潘氏豫园、郭氏书隐楼、郁氏宜稼堂、王一亭梓园，可能是最后的几处江南文化标识物。上海郊区如嘉定、松江、青浦、金山原来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地带，现在能够完整保存的也不多了。二十年前，我们在青浦金泽镇、朱家角镇调研江南文化，就是看中它们的传统格局保存得相对完整。这几年地铁、高铁、公路等“一体化”工程已经把江南古镇都市区化了，如何在城市更新中传承江南文化，是一个长三角传统古镇都要面对的共同难题。好在沪、苏、浙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对于古镇文旅已有共识，都启动了传承保护政策，积极保护，慎重更新。

《生活》：为什么会选择利玛窦和徐光启作为关切江南和上海之间关系的切口？两者合译的《几何原本》，是标志着欧洲文化第一次进入中国吗？这和江南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有着怎样的关系？

李天纲：徐光启本人的学术道路，以及他和利玛窦的积极关系，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对中华现代性的塑造，都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示范作用。徐光启实实在在地参与翻译了《几何原本》，1607年刻印出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几何原本》中的“几何精神”是一种现代式的用推理、证明的方法建立公理的理性思维，被笛卡儿、帕斯卡、牛顿奉为现代科学的一块基石。我们知道徐光启、利玛窦生活的时代，和伽利略同时，还早于笛卡尔等人。换一句话说，现代科学是在徐光启去世以后才诞生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称徐光启是“中国的弗兰西斯·培根”。明末的江南文化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文化建立了一种同步式的联系，这不是很神奇的事情吗？

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一个推理的、演绎的、抽象的概念基础上的，比如说像数学，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用一条一条的定律、定理可以往前推导，从已知可以推导出未知。徐光启完全知道了，他说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在理解大自然的构成方式后，追寻世界的principles（原理），文化的本源。一旦掌握了科学知识之后，那就“不可疑，不需疑，不必疑”。徐光启把现代科学原理都说出来了，扩展了江南士大夫的知识领域。徐光启也是把文化按照中西不同类型来划分的，但是他更强调的是“翻译、会通、超胜”，即在追求一个统一的原理。这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西之分，而是在一种文化多样性之上构建起来的精神共同体，是科学和理性上的和谐。

我们不是一直在讲江南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吗？既然建立在现代科学之上的理性精神就是现代性的基础，那徐光启的贡献就是为江南文化植入了一种理性精神的萌芽。这颗苞芽生长缓慢，孱弱无力，但也没有枯死，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江南地区一直有人研习，不绝如缕。我们近几年在金山调研，发现了张堰镇有一个“守山阁学人群体”（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他们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嘉庆、道光年间还在钻研《几何原本》。1835年，他们放弃了科举道路，专攻“西学”，在金山刊刻了一大批天文、地理、算学著作。李善兰继承徐光启、利玛窦的事业，和英国人伟列亚力一起续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1857）。经过了整整250年，《几何原本》得到了完整翻译和传播，贯穿了江南文化向现代性转型的全过程。从“利徐之学”到“李伟之学”，“守山阁学人群体”对清朝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有突出的贡献。

现代科学精神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讨论徐光启跟江南社会转型的紧密关系。徐光启的时代，中国已经被卷入了早期全球化，正好他碰上了利玛窦。利玛窦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在江南、京师向好多人传播了“新学”，《几何原本》之外，《交友论》讲怎么交朋友，《西国记法》讲怎样使用记忆术。因为中国人一定要考试，要背四书五经，当时欧洲已经发展心理学，来应付这一套考试制度。利玛窦也传播了音乐，有《西琴八曲》。“叮叮当当”， 应该就是用古钢琴演奏的前巴洛克音乐。文化艺术跟自然科学不一样，它包含这一些复杂的人文意义，产生了一种文化多样性。

在上海这个位置上看中国，看世界，我们知道徐光启为江南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让它变成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区域文化。一般的观点都认为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们在鸦片战争以后觉醒过来，林则徐、魏源一代在“坚船利炮”闯入之后，才“开眼看世界”。这个定义固然不错，士大夫们在清朝的再一次觉醒，确实是在鸦片战败之后。但是，如果单以“西学”入中国来讨论，徐光启这一代人已经启动了一个“东渐”进程。差别在于他们更能认识到这项事业的重要性，从事起来并不是消极被动，而是积极主动，带着主体性。他们同时也帮助利玛窦等“西儒”们翻译“四书”，《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翻译都在江南翻译和出版。“中学西传”配合“西学东渐”，达成平衡性的“交流”，这不正是符合“文化共享”的普世原理吗？

《生活》：欧洲在近代很欣赏江南经济和文化，欧洲人的研究和发现在当时有没有被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整理过？当时直到现在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李天纲：“文化共享”的原理，康熙皇帝比较积极，他非常喜欢，只不过“中国礼仪之争”的问题闹心，弄得他没有再学下去。乾隆皇帝总算部分且有限度地接纳传教士，用他们画西洋画，造圆明园。清朝对外国商人仍然是严格地拒之门外，拒在广州之外。平时可以在澳门生活，一年二次可以来粤海关贸易，也算是开了一个口子。康德说：“聪明的中国人虽允许他们停靠，但不允许入内”，就是这情况。清朝是有限地开放，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现代转型来讲，看似合乎自然，但却是拖延不决，影响了变法进程。

“启蒙运动”以后的欧洲，对于“文化共享”的态度更加积极。当时只有传教士才能进中国，中华文化通过传教士的“西传”，传递回欧洲，欧洲人用理性精神加以检验，作出取舍。启蒙运动以后在欧洲出现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汉学家”，汉学家是“学院派”，不属于教会，甚至是反教会的。比如像伏尔泰，像法兰西学院的一些院士，他们对中国文化知识收集、查证，做了很多研究。他们大部分是人文主义者，都肯定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注重人的趣味的，讲究伦理、道德、法律，这些都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的进步价值观念：人要生活在当下，生活在现世，他们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就是这样值得赞扬。

十七、十八世纪是欧洲文化的“洛可可艺术”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扩展到了艺术领域，“中国风”（Chinoisery）在很多欧洲国家流行。当时是欧洲国王大兴土木，建造教堂、王宫和花园的高潮时期，这时候东方文化的宝塔、亭子、牌楼、花卉图案、人物形象都被他们模仿。我们今天看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建筑，留下来很多中国文化的印记，以法国为代表，“太阳王”路易十四皇帝最为热衷，叫做中国风、中国的风情。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国风”中的形象资源，很多来自江南。自伏尔泰、孟德斯鸠详细研究中国文化之后，江南文化在欧洲也是一个鲜明的形象。这个题目展开来的话，又有很多可以讲，还是留待以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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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笑晨

编辑：周亦鸣

摄影：王身敦

完整内容刊登于2025年9/10月份 212期“重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