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吴芳思、马克·伯纳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丝绸之路2000年》：吴芳思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以上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以下简称《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它应该回到中国去。”英国著名汉学家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于2023年获得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并于同年入围首届兰花奖“杰出成就奖”。退休前，吴芳思负责“照看”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万件敦煌文献。提起《金刚经》，老人的眼睛亮了起来。

修 复

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金刚经》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扉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

运抵大英图书馆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托裱。但吴芳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背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她心中最重要的事。

从2003年开始，吴芳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同工作。马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清理背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

《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芳思忧心不已。卷首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化学试剂？她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如释重负。

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背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芳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

历经近7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版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心，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芳思的话中充满敬意。

助 力

1977年，29岁的吴芳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她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她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

吴芳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中国学者的热情专注深深打动着吴芳思，她愿意帮助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带他们买菜，帮他们找住处，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在与中国学者的接触中，她对敦煌文献有了更多深刻认识。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在佛经抄本之外，大量文献记录着当时的民间生活、社会文化，是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材料。但往来伦敦路途遥远，如何帮助更多中国学者研究、使用这些文献？吴芳思与中国学者合作，对馆藏敦煌经卷手稿进行影印、电子化和编录，并送至中国出版。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计15卷。

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中国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这一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芳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

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3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芳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

盼 归

在吴芳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2019年，吴芳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时离她初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她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参观开始前，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

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芳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

吴芳思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20世纪初，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从莫高窟藏经洞中攫取大量敦煌文物，“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均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她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祭》：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除敦煌文献外，还有汉代简牍、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陶瓷玉器等。“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

《 人民日报》( 2026年05月08日 17 版)

邢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