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在非洲的第十个年头，从最初口袋里只剩两百美金的落魄倒爷，到现在拥有三家建材厂、几十号当地工人的老板，我仅用了十年时间。但是最让国内那些老朋友跌破眼镜的，不是我赚了多少钱，而是我在这里成了家，并且按照当地的宗教和法律习俗，娶了三个老婆。

十年前我刚到这儿的时候，别说娶老婆，连吃顿饱饭都成问题。那时候真是苦，为了省钱，我一天只吃一顿饭，经常是买两个当地最便宜的面包，就着自来水咽下去。

后来我租了一个两平米的铁皮摊位，卖从义乌发过来的手机壳、充电线和小手电。由于不懂当地土话，只能靠按计算器和当地人比划。在大太阳底下，我的摊位里像个蒸笼，汗水经常把衣服沤出了白花花的盐渍。

阿米娜的摊位就在我隔壁，她卖的是当地的手工布料。她是个黑黑胖胖的姑娘，眼睛很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最初的交集，是她经常帮我赶走那些趁乱偷东西的半大孩子。后来她看我每天中午啃干面包，就开始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木薯包和炖菜分给我吃。作为回报，我会送她一些花花绿绿的手机壳，或者帮她修理总是接触不良的二手收音机。

感情的转折点发生在我到非洲的第三个月。我感染了疟疾。

那种病来得毫无预兆，前一秒还在算账，下一秒整个人就像掉进了冰窟窿，接着就是烧得天旋地转。我当时瘫在摊位上，连掏手机求救的力气都没有。是阿米娜叫了路边的三轮摩托，把我半抱半拖地弄到了当地的诊所。

我在诊所里躺了三天，吐得死去活来。阿米娜关了摊位，整整守了我三天。她不懂中文，我当时那点可怜的词汇量也无法交流，她就用湿毛巾一遍遍给我擦额头，嘴里哼着我听不懂的调子。

病好之后，我们的关系也更亲近了。我开始认真地跟着她学当地话，生意上的事她也帮着我打理。一年后，我攒下了第一笔钱，买了几只羊和一些布料，雇了个懂当地语言的朋友做翻译，正式去她家里提了亲。

提亲那天，她父亲坐在土坯房的门槛上，看了我半天，通过翻译问了我一句话：“你们中国男人，喝醉了会打女人吗？”

我用力摇头，说我不喝酒，更不打女人。

她父亲点了点头，这门亲事就算定下了。后来我才知道，在当地很多底层家庭里，男人赚了点钱就去喝劣质啤酒，喝醉了就回家撒酒疯是常态。而中国男人在当地女人眼里有一个巨大的加分项——顾家。我们拼命赚钱，不酗酒，不沾染当地街头的恶习，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把赚来的钱花在改善家庭生活上。

阿米娜是个极其贤惠的女人，陪着我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起步期。我们后来也搬出了贫民窟，租了个大点的院子，生意也从摆摊做到了开五金建材店。

娶法图，是在五年之后的事。

那时候我的建材店已经扩大成了加工厂，生产空心砖和彩钢瓦，手下管着三十多个当地工人。法图的父亲是我厂里的老领班，一个很本分的老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老头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肇事司机逃逸，人送到医院没几天就没了。

法图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老大，刚满二十岁。失去了顶梁柱，那个家庭瞬间坍塌。为了给父亲办葬礼和还债，法图的叔叔主张把她嫁给邻村一个六十多岁的有钱老头做第四个老婆，换取一笔彩礼。

法图来厂里那父亲最后的工资那天，哭得眼睛都肿了。她是个很安静的女孩，以前经常来厂里给她父亲送饭，我也算看着她长大的。

那天晚上，阿米娜在饭桌上突然跟我说：“你把法图娶了吧。”

我当时刚喝进嘴里的一口汤差点喷出来。虽然我知道当地法律允许一夫多妻，但我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中国人，这种事我连想都没想过。

阿米娜却很认真。她跟我算了一笔账：我现在生意越做越大，家里需要人打理，她自己每天要在店里盯着账目，根本顾不上做饭和照顾刚出生的儿子。法图是个老实本分的姑娘，娶了她，既能帮她摆脱被卖给老头的命运，又能帮家里分担家务。在当地人的观念里，一个有实力的男人多娶几个妻子，不仅是财力和地位的象征，更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

我纠结了很久。一方面是道德观念的拉扯，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困境——法图如果真嫁给那个老头，这辈子就毁了。最后，我出了一笔钱，帮法图家还清了债务，把她接进了门。

法图进门后，对我和阿米娜充满了感激。她接管了家里所有的内务，每天把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变着法子用当地食材给我做改良版的“中餐”。她和阿米娜之间没有国内电视剧里那种宫斗的戏码，当地女人对多妻制的接受度是写在基因里的。阿米娜像个大姐姐一样护着她，法图也把阿米娜的儿子当成自己亲生的一样疼爱。

家里有了法图的操持，我和阿米娜彻底解放了手脚，生意越做越顺，逐渐在当地华人圈里也算有了点名气。

至于娶玛丽亚姆，则完全是因为事业的需要。

那是第八年，我准备拿下一块地皮建新厂，却卡在了当地复杂的审批手续和土地纠纷上。各种部门推诿扯皮，我跑了几个月毫无进展，心力交瘁。

玛丽亚姆是当地土地规划局的一个小中层，曾在法国留学，精通英语和法语，是个非常现代且干练的黑人女性。在跟她打交道的过程中，她严谨的做事风格和极高的效率让我刮目相看。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暗示我要好处费，而是公事公办地帮我理清了所有材料，指出了其中的漏洞，并教我如何合法合规地避开当地的土政策陷阱。

因为工作接触多了，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周末我会请她去当地最好的西餐厅吃饭，聊生意，聊国际局势，也经常聊中国的发展。她对中国非常向往，对我的创业经历更是充满了敬佩。

有一回，我遇到了一次严重的工人罢工，厂子被围了。是玛丽亚姆动用了她家族的关系，请来了当地的德高望重的酋长出面调停，才平息了事态。那天晚上，看着在办公室里帮我整理一片狼藉的玛丽亚姆，我心里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愫。

是她先开的口。她问我：“你的家庭还能容纳一个新成员吗？”

我愣住了。玛丽亚姆受过高等教育，完全可以找一个当地的高级政府官员或者西方外派的高管，为什么要选择我这样一个已经有两个老婆的中国商人？

她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着说：“你们中国男人有一种特质，是在这里很难找到的，你们尊重女人的价值。”

她告诉我，在当地，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后往往也会被要求放弃事业，沦为生育机器，并且要在家里忍受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但她观察过我怎么对待阿米娜和法图，发现我不仅让阿米娜管账，甚至厂里的很多财务决定都听她的；而且我从不对两个老婆大呼小叫。在家里，我不是个高高在上的老爷，而是个会自己动手修水管、周末会给孩子换尿布的暖心丈夫。

“我需要一个支持我事业的伴侣，而不是一个只需要我服侍的主人。”玛丽亚姆看着我的眼睛说。

就这样，玛丽亚姆成了我的第三个妻子。她的加入，让我的家族在当地彻底站稳了脚跟。后来她依然做她的工作，但在宏观的政策把控和对外公关上，成了我最强大的后盾。

三个老婆，三种不同的性格，三种不同的分工。阿米娜是糟糠之妻，掌控财政大权，在家里说话最管用；法图是生活大管家，把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照顾得妥妥帖帖；玛丽亚姆是我的高参，是生意场上的利剑。

很多人好奇我们一大家子平时怎么相处，其实真没有那么多鸡飞狗跳。在这个家里，我定下了一条死规矩：赚来的钱，除了生意周转，全部交给阿米娜统一管理。法图每个月有固定的家用和零花钱，玛丽亚姆自己有工资，但我依然会承担她所有的生活开销。我从不偏袒任何一方，谁有理就听谁的。

刚开始他们之间也是有摩擦的。比如玛丽亚姆习惯了西式的生活作息，觉得法图给孩子们做的饭营养不够均衡；阿米娜偶尔也会觉得玛丽亚姆花钱买昂贵的香水太浪费。遇到这种时候，我就充当润滑剂。我会在私下里买好小礼物，以对方的名义送出去。比如给阿米娜买条金项链说是玛丽亚姆在市区挑的，给玛丽亚姆带盒进口巧克力说是法图特意留给她的。时间久了，女人们之间的那点小心思也就被日常的温情消解了。

有时候晚上坐在院子里，看着大大小小几个混血的孩子在草地上疯跑，阿米娜在核对账本，法图在缝补衣服，玛丽亚姆在用法语给最大的孩子辅导功课，我会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十年前那个在铁皮棚里啃干面包的穷小子，怎么就拥有了这一切？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问题：中国男人在非洲到底有多受欢迎？

这十年来，我见证了太多中国同胞在这里安家落户。我们之所以受欢迎，真不是因为我们长着黄皮肤，或者兜里有几个臭钱。在非洲这片土地上，老外多了去了，欧美人、黎巴嫩人、印度人，比我们有钱的商人比比皆是。

但当地女人，尤其是那些真正想踏实过日子的女人，最看重的就是中国男人的“烟火气”。

我们有着刻在骨子里的家庭观念。发了工资先往家里拿，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很多当地男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我们闲不下来，看着院墙坏了会自己和点水泥补上，看着院子空着会开垦出来种点葱蒜。我们不会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口角对老婆拳脚相加，也不会在发了财之后就把糟糠之妻扫地出门。

这种稳定、踏实、负责任的特质，在经济欠发达、生存压力巨大的非洲，对女性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她们不怕跟着你吃苦，她们怕的是赚了钱之后男人就变了心，去街头挥霍一空。而中国男人，给了她们一种最稀缺的东西——安全感。

写到这里，我的故事也就差不多了。回头看看这十年，从一个人打拼到一大家子人的热闹，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但也算走得踏实。不知道国内的朋友们看了我的经历，会有什么想法？不妨在评论区跟我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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