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威远县一“落马”乡镇干部：沉迷牌局一年打200多场帮“牌友”套取补贴近300万元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沉迷打牌是一个重要导火索。因为打牌，我无心成家；因为打牌，我在工作中变得懒散、不负责任；因为打牌，我还伸了手……”12月17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廉洁四川”披露了，四川威远县小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原副主任古涛，因沉迷打牌，还把牌桌当成了“围猎场”，而走向贪腐，最终将自己送入高墙铁窗的案件细节。

古涛，男，1984年9月生，四川威远人，2003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威远县小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2024年6月，古涛因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公职。

2024年10月，古涛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沉迷打牌曾两次戒牌不成功

最多一年打了200多场牌

2003年，古涛通过分配进入威远县小河镇人民政府工作。小河镇是威远县一个山区镇，这里山峦起伏、茶叶连片，秀丽的风景、体面的工作，一度让古涛感到骄傲和自豪。

初到乡镇的古涛，因性格耿直，与人相处融洽。想着刚到单位应该跟大家打成一片，便在同事的相约下，古涛第一次坐上了牌桌。然而，几次牌局之后，古涛很快沉迷其中，“四局八局人不累，三天五天不用睡”，将本是“生活调味剂”的娱乐活动当成了每日必备。

谈及这个“爱好”，古涛表示自己曾两次下决心戒掉。“刚开始打牌时，纯当消遣，后来大着胆子打了次‘大牌’，结果一场就输了几千元，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才600元……”事后，回到宿舍的古涛自扇耳光，并告诫自己不能再打牌。

但好景不常，古涛经不住牌友的劝说，抱着“今晚能逆风翻盘赢回来”的心态，再次走上牌桌。谁曾想，这次竟是别有用心之人精心编织的圈套，一晚上让他“输”掉十几万元。面对巨额欠款，古涛如梦初醒，立马到公安机关报案，才免于一场债务“灾难”。有了这次惨痛教训，他痛定思痛，再次发誓绝不再打牌。

牌瘾一旦上瘾就极难彻底戒掉。有一年，古涛因病在成都治疗，几名相熟的朋友约他在治疗之余打牌玩乐，古涛虽已多年不碰牌，但身在异地又百无聊赖，还是半推半就地坐上了牌桌。这一次，古涛“幸运”地赢了好几万元。尝到甜头的他顿时感到自己时来运转，心里对打牌的那份抵触荡然无存。此后，他不仅不再拒绝，且牌瘾和投入的金额越来越大，彻底放纵自己，白天浑浑噩噩上班，晚上通宵达旦打牌。“只要有时间我都在打牌，钱输光后就去网上贷、银行贷，贷款出来继续打。2023年就打了200多场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打牌也自此成为古涛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牌桌当成“围猎场”

“红包”照单全收一次“红包”收4万元

2021年，威远县实施大豆种植补贴项目，也正是这年，古涛担任小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负责林业管理工作，并掌握大豆种植补贴项目申报、审核、验收的“实权”。

“领导很信任我，工作经常会直接安排给我，我渐渐有了话语权，手中有点权力后，人也慢慢飘了。”古涛坦言。

古涛任职后，不少嗅觉灵敏的造林采伐户和种植大户接踵而至，各式宴请杯盏交错，各种阿谀奉承恭维不断，对物质条件的强烈渴望，让古涛对送上门来几百上千元的“红包”照单全收。“围猎”的大网逐渐张开，但古涛却甘之如饴，甚至错误地认为，“收的都是小红包，算是人情往来。”

得知古涛喜欢打牌，“围猎者”们投其所好，整日约其打牌娱乐，成为了牌桌上的固定“牌搭子”。“坦率地讲，(打牌)我们很少赢他。有时我们的牌好，他的牌不好，我们也故意不和了，就是让他赢。将来我们有什么事求他，也许用得着。”种植大户张某表示。

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一来二去熟悉后，古涛开始利用职权在办理进度、审批流程等环节上关照这些“牌友”，而这些“牌友”也会知趣地上门感谢。

2022年初，顺利领取头一年大豆种植补贴的张某，打着感谢古涛“关照”的旗号，送给古涛4万元现金。“收钱后我不敢告诉任何人，也不敢用这笔钱，只把钱锁在办公室的柜子里，想着观望一段时间再说。”第一次收这么多钱，古涛有些紧张、害怕，但几番挣扎下来，贪念战胜了理智，他将4万元揣进兜里。

“吃了别人的饭，收了别人的钱，不知不觉地就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古涛懊悔地表示，从此他与“围猎者”们深度捆绑，在利益的驱使下，权钱交易愈发疯狂。一个行贿、一个受贿，火趁风威，风助火势，如同驶向毁灭但不知减速的高速列车。

帮“牌友”出谋划策

虚报种植面积套取补贴近300万元

“从顺水推舟到主动出谋划策，在古涛看来都是因为牌友情谊。”办案人员介绍到。

2022年，长期与古涛保持“牌友”关系的种植大户张某和许某某，向古涛提出了虚报种植面积套取补贴的想法。得到古涛的默许后，张某、许某某二人大幅虚报种植面积，甚至超出了土地流转的面积。为了帮助“牌友”顺利套取补贴，古涛“仗义相助”，主动给二人“出主意”，表示可以通过制作简易的流转合同、增加空壳家庭农场作为申报主体的方式匹配申报面积。

除了在申报中“主动帮忙”，到了镇级验收时，古涛竟未组织开展验收工作，而是直接根据申报面积填写验收面积蒙混过关。经查，仅张某、许某某二人2022年虚报大豆种植面积就高达9800余亩，造成财政资金损失193万余元。事后，张、许二人为感谢古涛的帮助，送给其现金22万元，恰逢此时古涛正装修房屋，张某又主动承揽了3万余元的装修项目。

“晓得他们虚报了，但是具体虚报了多少、套了多少补贴款我当时也不清楚。”出于对牌友的信任，一开始，古涛以为张某、许某某不过是在种植面积上多申报了一点，没有大问题。

“平时一起耍都是他们买单，因为我帮忙又给我这么多钱。”由于对张、许二人虚报多少面积、套取了多少补贴款心里没底，加之二人给予的高额“回报”，担心东窗事发的古涛心里开始有些“打鼓”。

为掌握二人种植大豆面积的真实数据，2023年镇级验收时，古涛联系了第三方公司对大豆种植土地面积进行测绘。测绘完成后，面对真实的土地面积，古涛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数据差距这么大，但我已经收不了手了。”

古涛自知，如果上报真实数据，大幅下降的面积数势必会使其帮忙虚报的事情败露，引发“大麻烦”。抱着“也许发现不了”的侥幸心理，古涛再次无视纪法红线，选择继续“瞒天过海”。他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测绘的面积数据进行篡改，并加盖政府公章后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再次帮助二人虚报2023年大豆种植面积5200余亩，造成财政资金损失105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