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2月23日消息(记者汪宁)2013年秋天，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贵民乡60多岁的村民吴兰在山上种植3亩玉米地。由于野猪下山，一夜之间，庄稼被糟蹋得所剩无几。

一次偶然的机会，甘国伟听说了此事，并找到吴兰。

彼时的甘国伟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护农狩猎。他回忆，吴兰家在山上种植了几亩玉米地，因交通不便，老人从山下一次次背肥料上山，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田地被野猪糟蹋后，她报了保险，但只赔偿了三四十块钱的玉米种子花费。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猪危害防控的建议”发文指出，经科学、综合评估，野猪在我国28个省份有分布，数量200万头，已不存在生存威胁，且很多地区数量过高，其中致害省份达26个。

然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防控野猪危害工作技术要点》明确提出了“有组织开展猎捕调控活动”。科学猎捕确实是控制野猪数量的有效方式，这需要专业猎捕队进行合法猎捕，主要采取枪猎、笼捕、围栏诱捕的方式进行捕杀，禁止使用电击、兽夹等非法手段猎捕，之后还要对野猪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

在甘国伟看来，早些年，在农作物收获季节，不乏村民守在田间地头、鞭炮驱赶、喇叭播放和扎布偶等方式驱赶野猪，时间久了聪明的野猪就会识破“伎俩”。2016年，甘国伟决定成立护农狩猎队。

野猪下山

甘国伟成立护农狩猎队4年后，河南省西峡护农护林狩猎服务队于2022年成立。在队长楚风看来，野猪致害早有发生，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达，才受到更多人关注。

据他了解，从当地百姓反馈来看，当地野猪致害情况比前2年已经好很多。“之前有些地方根本种不了地，庄稼快成熟时，农民睡地里驱赶野猪，但还会影响收成。如今，一些地方没再遭到野猪破坏，确实起到一定成效。”他说。

据楚风介绍，3年前，他多次听到有亲戚说野猪破坏庄稼，玉米、花生、红薯等作物都是野猪喜欢的食物。野猪生性凶猛、攻击力强，速度又快，对庄稼造成极大破坏，大概是农民半年的收成。农民们很是心疼，但又没有办法。

楚风说，野猪属于杂食性动物，且没有天敌，繁殖能力强，导致有些地方确实存在野猪泛滥的情况。实际上，早在2000年，野猪被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三有”名录)，受到重点保护。2023年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新调整的“三有”名录，在全国多地致害严重的野猪被调出该名录。

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张海明介绍，2023年，野猪在“三有”名录中被除名，是因为野猪的繁殖和增长有一定过程，而野猪数量并不会立即下降。目前，野猪分布范围和活动范围逐渐在增加，而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也明显增加。

他分析称，野猪下山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野猪受到所栖息周边农作物成熟果实的诱惑，从而到农田地里毁坏庄稼和果林，这是野猪下山一个主要表现；二是野猪在受到大的干扰和惊吓后离开原来的分布区或种群，如离开森林越过高速公路等，甚至走向村庄、学校；三是野猪在繁殖期由于争斗，失败者往往被其它胜利者驱逐出原来族群，或者继续寻找配偶，来到村庄或城镇。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表示，近期野猪下山受到很多关注，似乎营造了一个“到处都是野猪”“野猪开始伤害人了”的氛围，但并非如此。在他看来，首先，野猪频繁进城跟生态环境改善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自然天敌，部分地区野猪种群快速增长，现有栖息地面积不足所致。其次，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力度加大，提高了野猪栖息生存环境的质量，为野猪提供了更多的隐蔽生存空间和丰富的食物来源。再者，野猪在秋冬季节开始集群活动，从山高林密的地区迁移到农村和城郊，增加了与人类发生冲突的风险。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芳用“一猪二熊三老虎”形容对人的危害。她介绍，黑熊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南和华南地区，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从调查结果看，近年来，黑熊的空间分布在扩大，种群数量在上升，人熊冲突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人熊冲突表现形式则主要有三种，一是破坏庄稼，主要发生时间在每年八九月份，庄稼的类型以玉米和果树，尤其是坚果类果树为主，如核桃、板栗；二是破坏养殖的牛羊等家畜，有时一只黑熊一晚能咬死10至30头羊；三是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但黑熊杀人致死比例没有棕熊高，因为它重点攻击人的头部。

西南大学副教授、重庆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段彪表示，野猪缺少“天敌”制约，加上自身繁殖能力很强，活动范围随之数量增加扩大，为控制野猪泛滥，猎捕是一种有效方式。

孙全辉也表示，在缺乏自然天敌的情况下，人工猎捕是野生动物种群调控的一种手段。野猪也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猎捕方案要科学论证，猎捕活动也要严格管理，以减少相关活动对其他野生动物和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围猎野猪

2021年，国家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陕西、宁夏等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试点各地开始组建狩猎野猪护农队。目前，全国多地纷纷启动“野猪捕猎计划”，不过根据相关规定，虽然野猪已被移出“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但必须取得狩猎证才能猎捕，不允许随意捕杀以及进行流通食用。

为应对野猪致害问题，2022年起，河南将鲁山、西峡、栾川等13县列入野猪种群调控试点区县，推广以猎犬围猎方式捕杀野猪，禁止用枪弩、陷阱、兽夹等方式捕猎。

据西峡县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当地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且山区群众曾有打猎传统。因此这项工作开展较早、捕猎效果较好。2022年开展野猪种群调控工作后，群众参与积极性高，当地发放290余张狩猎证，成立17支狩猎队，约500条猎犬，2022年捕杀380余头野猪，2023年捕杀290余头，工作成效显著。

楚风表示，用猎犬捕猎野猪是行之有效的传统办法。2022年，他们经当地政府审批、正式挂牌西峡护农护林狩猎服务队。在他的团队里，每个人都有狩猎证，且经验丰富，一年平均可捕猎几百头野猪。但是，当地也有人通过拉电网、下夹子、设陷阱等违法途径捕猎野生动物，对人和动物生命造成极大威胁。上周，3条猎犬被电网电死。

西峡林业部门干部表示，猎犬围捕之所以适合当地，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习惯相关。复制推广到其他县区后，哪怕是邻近的南阳市淅川县，都会出现“水土不服”。此外，除了猎犬围捕之外，基层单位缺乏其他调控手段。

据媒体报道，根据南京市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的招标要求，到2024年底需要捕获200头野猪才能得到补贴，60斤以下的1900元/头，60斤至120斤的2400元/头，120斤以上2950元/头。浦口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依托“赏金猎人团”捕猎野猪的成效还是相当可观的，辖区内野猪出没扰民的情况大大降低，省内各地区也在不断摸索和互相学习野猪防控的经验，将卓有成效的方法进行推广实施。

甘国伟的护农狩猎队名叫巴中农联护农狩猎服务中心，团队成员6人，100多条猎犬。他介绍，每年，他和团队前往四川阿坝州帮助当地捕猎野猪，因为那里日照长、水果丰富，野猪较多，每次捕猎成功率可达90%以上，1年可捕猎200多头野猪。与此同时，甘国伟捕猎野猪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很大，比如，每天都会损失二三十条猎犬，每条猎犬价格上万元，而受伤猎犬的医疗费用也是巨大开销。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学会给猎犬治病，还亲自承担驯犬任务。1个月下来，他在家的时间只有10多天。

除了猎犬死亡和医疗等成本外，饲养成本也占据较大。楚风说，即使把饲养成本控制到最低，成年大型猎犬一天的饲养成本是15至20元，100多条狗一天下来就是2000多元。另外，护甲、定位器、无人机等捕猎工具，都是一次性购买。其中，一个护甲费用至少千元以上，但一般护甲在使用半年或一年后就要更换。

多位捕猎者表示，猎捕野猪专业性强，需要经验丰富、体力较好、对山形地形和野猪生活习性等有足够了解的捕猎者。楚风说，有时，捕猎者一天要跑十几公里山路。如果狗开始追野猪时，一追就是一两公里，因为人需要以尽快速度赶过去。由于山路特别难走，有的地方爬着都走不了，队员们上山就算戴着手套面罩，手脚和衣服也会被刮烂、磨烂，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从护农狩猎队成立到现在，拉猎犬的面包车已开毁了四辆。

“最令人痛心的是猎犬在‘战斗’中死掉，那种感觉像失去了一个战友，每次我都忍不住哭。一条猎犬体重在七八十斤，不管怎样，我都会把死去的猎犬背下山、埋掉。”楚风说。

致害补偿

张海明表示，野猪带来的危害，往往发生于偏远山区，尤其是山区和农村交错地带。这些区域经济条件不太好、交通不便，野生动物分布较广。当庄稼遭到破坏后，老百姓尤为痛恨。

据楚风了解，实际上，不少地方的农作物被野猪破坏后，却难以得到赔偿。这可能与当地政府重视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和相关政策的完善与细化等有关。

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对全国31个省(区、市)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情况全面摸底调查。此外，还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河北、广东、陕西、湖南、湖北、辽宁、黑龙江、浙江、安徽、宁夏等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研究拟定技术措施，指导各地开展种群调控、主动预防、补偿等工作。

其中，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2023年印发的《四川省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明确指出，县级人民政府是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主体，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做好补偿工作；鼓励因地制宜地制定合理、必要的预防措施，如改变种植结构、设置围栏、生态移民等；对局部成灾物种，可在科学调研基础上，报批后实施种群调控。

对此，四川万源市林业局按照“适量捕杀、总量控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编制《野猪致害防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野猪致害防控试点工作资金保障措施》《护农救助队伍管理办法》等，上报省林草局审批同意组织实施，让野猪致害防控工作有依有据。

与此同时，四川达州市林业局也在积极探索，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开展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理赔工作。目前，通川区已建立野生动物致害公众责任保险；其余县市区正在推动保险经办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保险业务，探索将野生动物致害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开设不同类型野生动物致害险种并积极理赔，努力减轻野生动物致害损失。

与达州市相比，2021年，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在财力有限情况下投入25万元，由林业部门和保险公司合作，为群众购买野生动物伤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农作物、经济林每亩赔偿限额200元，并对人身伤亡进行一定赔偿，这项政策延续至今。

栾川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股负责人郭鹏鹏说，引入保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因野猪致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把农户损失降至最低，有效缓和了群众怨气。

张海明说，对于野猪致害带来的损失，重要的是及时拓宽野猪致害补偿渠道和相关政策。如今，不少省份和县域设立了政府补贴，由于各地方经济条件不同，目前补偿标准也千差万别，可建立公正公平补偿标准和评估标准。另外，也可以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经过保险理赔，尽量降低老百姓的损失，减轻政府负担。此外，通过基金组织、社会力量，发展野生动物补偿基金会，以及从国家层面出台指导性的野生动物治害补偿意见。根据统一意见，各省根据自身情况，出台更具体的补偿标准。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杨朝霞表示，在建立健全补偿救助机制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例如，湖北十堰市的林业部门连续四年投入260万元，总保额达740万元的野生动物致害责任险，人身伤害最多可获10万元的赔付。目前，已理赔2800起动物致损农作物事件，共计498万元。

防控治理

“野猪治理不是把野猪赶尽杀绝。”楚风说，可以通过协助相关部门进行准确的种群调控，把数量控制到一个合理状态和密度。此外，野猪也应当拥有自己的繁殖区，这时野猪才不会被过度捕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防控野猪危害工作技术要点》明确了种群调控的密度控制标准：根据我国南北方自然条件差异，建议在南方丘陵地带种群密度按2只/平方公里控制标准；对北方地区，种群密度按1只/平方公里控制标准。

长期关注野猪种群调控问题的郑州师范学院生物学教授李长看认为，很多地方都在说“野猪泛滥”，或者其他物种泛滥。但是，当前不少地方缺乏关键基础数据，野生动物是否真正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无法作出准确科学判断。

张海明表示，近二十多年，多地基本停止了对野生动物的狩猎。当前，能够掌握熟练技能的人逐渐减少并相对缺乏，技术断档、人才断档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其次，对野生动物危害主动防御的技术和方法不够完善。在防护措施和应急手段上，比较单一和缺乏。

对此，张海明表示，从目前来看，野猪致害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可能是一个较常态防控，可以在全国性、省域、县域建立种群调控防控信息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对野猪活动的信息加强规律监测，整合相关技术和相关数据，构建预警预报系统。此外，对于野猪致害，各地可加强相关知识的科普宣传，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调动当地农民和猎民积极性，降低狩猎成本并正确引导，防止一些恶意操作，维护社会安定。

张海明说，对野猪科学防控，尤其是对野猪进行综合治理。一是国家主管部门要科学制定可操作性的野猪调控综合防治方案，这是野猪防控第一步，也是最重要一步。二是开展野猪危害防控中，根据每年的变化和栖息地情况，开展必要的野猪种群资源和本地调查，采用最有效、最快速的狩猎方法。狩猎的区域一定要限制在危害农田、果林及周边区域，不能前往远离受害区域的森林或者资源保护地等地狩猎。三是对狩猎知识、狩猎技术进行培训，才能达到有效狩猎和对野生动保护的严谨性。四是对野猪种群进行技巧调控，还要进行多样的主动防御。即在野猪致害区域，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科技人员和有经验的乡村专家，积极研制研发野猪危害农作物和果林的防御技术，争取在短时间内形成结合农村山区的实际情况的有效方法。

孙全辉表示，动物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怎么做还是取决于人。首先，应该坚持保护，同时需要调整野猪的栖息地面积，扩大它的保护区。另外，要警惕野猪增多引起“放开狩猎、主张食用”等跑偏思想。此外，城市人口密集，交通繁忙，误入城市的野猪很容易惊慌失措，乱闯乱撞，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甚至与居民直接发生冲突。在野猪频繁出现地区，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并根据野猪的种群动态和活动规律，及时发布安全预警。当地民众也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与野猪保持安全距离，不投喂、不挑逗，减少与野猪发生冲突的风险。

孙全辉还表示，野猪治理涉及多个部门。有关部门要从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从长计议、科学施策、统筹兼顾，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护与致害补偿机制，包括落实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积极探索商业保险制度等。通过调整保护区边界、改善栖息地质量，发展生态友好产业等方式，努力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和平相处、和谐共处。

“不仅是野猪，当前人兽冲突愈演愈烈，但我们的防护和缓解措施还未跟上。”在解决人兽冲突问题上，应整合多方资源，如政府的重视、设备研发投入、专业团队参与指导、对当地猎民和农民的培训，以及建立联防联动机制等，才可能取得较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