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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镇守制度始于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任命江阴侯吴高镇守大同，“庚辰，命江阴侯吴高镇守山西大同，防御胡寇，节制山西行都司诸卫。”永乐七年，大同正式称镇并设镇守总兵。

大同位于山西北部，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东依太行山，西抵吕梁山，南临汾河盆地，北接阴山与长城，是连接中原与塞外的咽喉要冲，素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北方锁钥”之称。作为扼守北方平原大门的核心，大同镇的军事地位可想而知。

嘉靖帝在位期间，由于北疆军事压力增大，此地更是明廷经营的重中之重，据《三云筹俎考》，记载，“（大同）自嘉靖十五年以至嘉靖四十五年，恢扩疆土，增堡四十八座，募军四万四千八百一十二名”。

对于明廷而言，大同镇是天然的屯兵所在：此地山地、丘陵、盆地交错分布。北部为阴山余脉，地势险峻；中部为大同盆地，平坦开阔；南部有恒山、五台山等天然屏障。这种地貌组合既便于屯兵驻守，又能依托山地设伏阻击。

控制了大同，就意味着控扼了多条南北通道，尤其是桑干河谷地。桑干河自北向南流经大同盆地，形成天然交通走廊，是蒙古骑兵南下的主要路线。以大同镇守此河谷，修筑边墙、堡寨，可有效阻断蒙古军队的快速突进。而大同东北的阳和卫更可以扼守桑干河谷北口，其周边猫儿庄、镇河堡等墩台，也是大同镇纵深防御体系的重要补充。

这种纵深防御自然不止在阳和卫存在，明代大同行都司，下辖大同左卫、右卫、前卫、后卫等卫所。周遭分布弘赐堡、镇川堡、拒墙堡等军事聚落，“边墙—堡寨—卫城”三级防御体系可有效缓解蒙古在此处的军事压力。与宣府（今河北宣化）互为犄角构成京师西北防线。

大同的重要性在明代数次重要战役中也有所体现：洪武北伐期间，徐达攻占大同切断元军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的退路，最终奠定山西战局；土木堡之变时，瓦剌突破阳和卫防线，直逼大同这一“京师锁钥”，加快了明军溃败的速度。

正德应州之战期间，明军依托关隘据险守陴，并利用桑干河谷的狭窄地形设伏，成功延缓蒙古骑兵的推进。

大同镇依托山川形势成为明代北疆的核心防御支点。无论是蒙古南侵还是农民军东进，大同的地理位置和防御布局始终是影响战局的关键因素。其得失不仅关乎山西安危，更直接牵动京师之存亡。

虽然自明初便承担着拱卫京畿的战略使命，本应是明廷重点经营的要害之处，然而，到了嘉靖年间，这座“九边之首”的边防重镇却沦为“十年两兵变”的动荡之地。

大同之北便是蒙古右翼三万户的牧地，孤悬极边，与胡虏无寸山尺水之隔的地域特性却也是大同的一体两面，在赋予其边防重镇的军事使命的同时，也频繁消耗着当地军民的生存资源。

在明代，大同镇地区的人口迥异于非沿边的内地区域，主要由军屯人口组成，其来源除建镇前后屯驻的“从征军”即跟随明太祖起兵的部队外，还有附民、谪发、垛集、抽籍军户，其中附民为故元和各割据势力战败后所归附的降将、降卒。

事实上，自洪武二年，自徐达、常遇春攻占大同后，便在当地大量安置归附军，洪武之后，永乐、宣德、正统等朝，同样每年都有蒙古人内附的记载。

而“谪发”军的属性则更能让人体会大同军屯的底色。谪发军是因各种罪状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的人口，边地苦寒，军屯士兵生活条件艰苦，多有因水土不服而死者，兵部尚书杨士奇曾上奏称：

“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者。彼此水土不服。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疠。其卫所去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费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

正因如此，谪发几乎成为仅比死罪略轻一等的重罪：“今之充军者罪下死囚一等”。

对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的世兵制有所了解的读者可能记得，在南朝因为世兵待遇每况愈下，为增加世兵户数量，南朝统治者也曾采取过罪囚充军的政策，甚至还“创新性”的采用连坐方式增加充军名额，结果最终导致“一人犯罪，全村跑路”的奇葩现象。而明朝军户的情况却也不遑多让。

明初的“军户世袭制”本为巩固边防，至嘉靖时却成为驻军的枷锁。军户不准变更户籍，世代为兵，但待遇形同“罪下死囚”。

“抽丁听调，一如军制，安得不惊？”军户家族“十丁抽一”，其余男丁需供养士兵，导致“良家子为兵则家破，逃兵则族诛”。嘉靖年间的士兵多为谪发罪囚或强征垛集，素质低下、士气涣散。名将戚继光曾痛斥：“北兵怯战，闻炮即溃！”

朱元璋曾标榜其军户制“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至嘉靖朝其制度基石已彻底崩坏。大同军户占总人口半数以上，却因土地兼并、粮饷拖欠陷入绝境。正德末至嘉靖初年，大同军士“月粮俱未支给”，士兵冬衣“段绢无实用”，甚至出现“饥民争啖人肉”的惨状。

嘉靖元年（1522年），名臣夏言奏称大同“教场操枵腹之军，至不肯举旗以应号令”，士兵空腹操练，连武器都无法举起。总兵李瑾曾哀叹：“大同一岁经费计银八十万四千余两，而奇兵、游兵、援兵岁不下万人，所费行粮、刍菽之值，又计银三十余万两。”朝廷拨款仅能满足半数需求，士兵被迫以“削树皮、掘草根”充饥。

这还不算完，为防范蒙古，明廷还在大同周边强推“烧荒”政策——每年深秋派遣军士焚烧边外草原，断绝蒙古战马草料。

此举虽短暂阻敌，却导致大同边外“沙尘暴频发，耕地盐碱化”，军屯收成锐减。士兵既要戍边，又需承担烧荒劳役，甚至在蒙古骑兵突袭时“一去无回”。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军事剥削交织，将驻军推向“无粮可食、无地可耕”的绝境。

在粮饷匮乏的背景下，将领的贪腐与暴虐则成为压垮驻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嘉靖三年七月，大同巡抚张文锦为强化边防，力主在边外修筑五座堡垒（水口、宣宁、黑山、玉林、云川）。

这一决策在战略确有其合理性，实则暗藏危机：五堡选址距大同城数百里，孤悬塞外，无险可守，在这种情况，张文锦甚至还强令军士需携家带口戍守，但每户仅分配一间营房。

士兵直言：“胡虏至，谁复相应援？深秋风雨，一家俱死！”张文锦以“军令如山”强压异议，命亲兵率先戍边，并派心腹贾鉴督工。贾鉴借机私占良田、奴役士卒，最终点燃兵变怒火。

七月二十三日，士兵郭鉴、杨忠等人趁夜举事，杀贾鉴，焚毁督工衙署。叛军退守焦山，向明廷提出“赦免擅杀、停建五堡”的条件。张文锦假意招抚，暗中抓捕参与兵变的管队官，激怒全军。

当夜，郭鉴率众攻入巡抚衙门，杀张文锦，劫狱释放前总兵朱振，推其为首领。朱振以“不犯宗室、不掠民财”三约约束叛军，并上书朝廷请求宽宥。

兵部侍郎李昆、总兵桂勇率军平叛，初期诱杀郭鉴等11人，暂时控制局势。然而，五堡戍军因恐惧报复再度哗变，杀桂勇家眷，围攻总兵府。

然而如此危急时刻，明廷却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停摆状态：内阁首辅杨廷和因“大礼议”失势，嘉靖帝对边事犹豫不决。最终，明军分化瓦解，捕杀郭鉴之父郭巴子等34人，兵变暂息。而叛军所推的朱振因“安抚有功”重掌兵权，这一举动虽然成功安抚叛军情绪，却也为第二次大同兵变埋下隐患。

第一次兵变时，叛军士兵劫狱拥戴前总兵朱振，直言：“都府城成即置我辈于死地！”而九年后，总兵李瑾却再次重蹈覆辙，其酷烈之举再次引爆了大同军镇的火药桶。

嘉靖十二年十月，总兵李瑾为立威，强令士兵在寒冬疏浚天城、左孤店等处壕堑四十里。工程“克日计工，督并严急”，士兵稍有延误即施以“拦马刑”：将士兵绑于马尾拖行，直至血肉模糊。

更为致命的则是李瑾对于墩军的严苛。墩军即守卫沿边墩台（烽火台）的士兵，《明会典》记载：

“该镇总督镇巡、严督各参将、守操等官帮筑沿边墩台、上盖墩房、多备火器、铁锅、瓮、薪、水。每墩拨精壮军十名防守。每十墩设提督官一员点查。如有夹带私货、失误传报，依律问罪；私下墩台者、监瞭官拏问枷号；逃回私家、四邻不首者，一体连坐”。

这些墩台所驻守军仅十人左右，主要用于防备对抗小股骑兵的袭扰，在蒙古派大军南下时也可起到示警的作用。如果仅从军事角度考虑，这样的安排无疑是对兵力的节约。

然而如果带入墩军的视角，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活谁爱干谁干。小股敌军来袭还好，一旦蒙古大军南下，沿途的墩台无疑就成为一颗颗无人在意的弃子，在第一时间就会淹没于骑兵的大潮之中。

一开始，守墩、守堡的士兵数月轮番一次，但到了明代中叶，墩军未得轮替已成常态。而军功的冒夺更是进一步摧毁了边军的运转生态：“官军冒死斩获贼级，向也多为主帅所夺，以媚权贵。或多为家丁（主帅家丁）所夺，以罔财利（转卖与人），是使之不战也”。

正所谓“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如此一来，墩军人心涣散，在防备游骑南下和点燃烽燧示警时，多有失期延误的情况。

李瑾任大同总兵后，并未解决墩军待遇和轮替问题，却对墩军的“失期”大为不满，“瑾至军，申令戒严，有警，鼓于军曰：期某刻至某境。径以亲近往。虏退，索诸失期后至者，刑之塞下，乃归”。

如此一刀切的一杀了之，在打破墩军最后幻想的同时，也将其怒火彻底点燃。士兵在“等死不如杀官投虏”的绝望中，选择了最暴烈的反抗方式。十月初六夜，士兵王福胜、王宝等六十余人趁李瑾宴饮，突袭总兵府。李瑾仓皇逃入地窖，被叛军拖出斩杀。暴动迅速蔓延，叛军焚毁官署、打开粮仓，并派使者携财货赴蒙古求援。蒙古吉囊、俺答闻讯，率精骑南下。

宣大总制刘源清率军平叛，却如抱薪救火。《国朝献征录》中评价刘源清“伟干负气，临义不顾利害”，但在此次大同之乱中却表现得过分强势或者说鲁莽，率军赶至大同后，他先是贴榜晓谕城中。

而榜中“五堡之变，朝廷处之太宽”的说法再次刺激了曾参与第一次大同之乱的士兵，之后，又纵容参将赵纲率领三百甲士城中搜索所谓叛卒，结果“仿验所捕多有功，为诸囚所仇诬”，而部将郤永更引水灌城，导致“城内拆屋为薪，城外浮尸塞川”。

大同宗室代王上书求救，反被刘源清诬为“勾结蒙古”。这仿佛是一个明朝版本的黑色幽默，“当有人怀疑你勾结蒙古时，你最好真的有”。大军围城，生路断绝之下，叛军放弃最后一丝犹豫，放招引而来的蒙古骑兵入城协防。明军与蒙军激战月余，死伤惨重，此时，事态已然脱离刘源清的掌控，为掩盖败绩，他竟将阵亡士兵尸骨“积而焚之，骨约三数车”。

这种掩耳盗铃之举并未真的封锁消息，嘉靖帝见战事胶着，急派礼部侍郎黄绾赴大同招抚。黄绾以“开仓赈济、赦免胁从”为策，竭力分化叛军阵营。守城指挥马升、杨麟倒戈，杀黄镇等24名叛将献降。

与此同时，蒙古因后方遭陕西游击史俊偷袭，被迫撤军。明廷最终以“刘源清削职、郤永戍边”结案，最为讽刺的是，和一般意义上的叛乱不同，因为叛军的家属本身就安置于大同，所以此次叛乱中，官军对于大同百姓的劫掠之害甚至要远超叛军：“宗室军民牒诉官军暴掠者以百数，无告叛军者。”（《明史》）

两次叛乱中，曾经的大同总兵朱振的命运同样让人唏嘘。在第一次兵变中，他被叛军拥立为领袖，后因“安抚有功”官复原职，然而其“叛军首领”的身份却并未随着叛乱的消弭而被遗忘。

第二次大同之乱期间，刘源清率大军围城，朱振欲入城劝降反被扣押逼供，最终饮鸩自尽。联系刘源清贴榜中“五堡之变，朝廷处之太宽”的说法，可以想象，第一次大同之乱时的遗患始终未能根除。刘源清的种种“鲁莽”举动，未尝没有明廷对于前次事件反攻倒算的意味在内。

然而，墩军失期和叛乱绝非单一因素所致。恶劣的生存环境，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烧荒政策，一刀切的严酷军令，还有时刻窥伺着的蒙古铁骑。当地士兵始终生活在屠刀和饥寒的阴影之中，若根本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再铁腕的官员也无法真正安抚这座边塞孤城。

参考文献：

1、张小宁《明蒙对峙视野下的嘉靖大同兵变研究》

2、王耀科《明代山西军事地理研究》

3、赵立人《嘉靖大同兵变述论》

4、陈亚平《明代前期大同镇的军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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