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年前，中美在巴厘岛的见面，标志着这两个大国重新开始了有序的交流。从那之后，中美的交流和沟通，按照话题，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别：

1. 经济交流

2. 战略交流

3. 高层会面

而从时间上，因为美国的大选，可以分成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

当我们做完这样的划分之后，我们可以明确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拜登政府时期，战略交流的次数和优先级都高于经济交流，而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和中国的经济交流次数远高于战略交流。

如果说在一年前，拜登政府中最经常和中国洽谈的官员，是布林肯和沙利文；与此同时，耶伦和中国的交流更多像是锦上添花，经常是战略交流之后耶伦访华。而在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贝森特多次和中国谈判对手交流，而无论是卢比奥还是鲁比奥，都没有太多戏份。

在后面我们会探讨这个区别的可能原因。但在那之前，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就是在巴厘岛中美协商出的交流方法到今天还在被沿用：

• 经济条线的交流，焦点在于所有经济问题，耶伦更多关注产能过剩，或者公平竞争环境这些其实更像是战略问题的经济问题。贝森特更多关注关税、Tiktok等具体的经济事务。

• 战略方面的交流，目前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还没有看到，大概率这个部分会在高层交流中被触达，在之前民主党时期，更多是关于俄乌、台海这样的重大地缘问题。

然后在这个层级之上，高层一年一次的见面，2022年巴厘岛，2023年旧金山，2024年利马。负责高屋建瓴去统筹上面的问题。

这就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管理分歧的方法。这也是大家在期待今年11月份会有高层峰会的原因。因为这个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中美擦枪走火的概率在巴厘岛之后迅速走低，双方开始了新的竞争，虽然激烈，但正如美国战争部部长说的，双方依然尊重彼此的底线问题。某种意义上来说，拜登政府时期设置的“关系护栏”依然存在。双方就像在两个拳击台上竞争，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战略，然后每年年底，双方选手会坐下来一起吃个饭。同时保证不会带着枪上台打拳击。

二

而如前所述，拜登政府时期，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战略交流方面，他们的着眼点都是结构性矛盾，比方说在战略方面，拜登政府会非常愿意和中国交流台海问题、俄乌冲突、南海局势和朝鲜半岛。结构性矛盾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拜登政府没有达成任何成果，但这个交流存在，就规避了一些误判的可能。

在经济领域的交流其实是让位于这个的，而且耶伦讨论的根本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其实也更类似一个战略问题，而在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之前，经济问题是不会有结果的。耶伦在中国，无论是尝试卖更多的国债，还是讨论产能过剩的解决方案，都是无功而返。

如果我们理解前面这段，那就可以理解，这几乎是注定的，因为拜登政府战略问题讨论的优先级高于经济，而结构性的战略矛盾没有化解，更何况当时美国觉得自己占上风，按照布林肯的看法（当然这点我觉得他说对了），美国在2020—2024年通过一些机缘巧合，让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制造业竞争对手，可以都保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这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在2022—2024年，三次高层的会面，可以说并没有达成太多超乎意料的结果，因为当时拜登政府认为战略优先于经济，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也不认为2020—2024年的美国，可以在经济外交军事技术等方面都很好处理中国的挑战，所以他们选择了搁置争议，战略问题是双方的核心分歧。

或者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拜登政府为了日本和德国的良好关系，必须对中国的产能施压，但这是北京不太可能接受的，产业发展本来就是非常零和博弈的东西，在印度的纺织女工永远无法歌颂珍妮纺织机。而为了团结欧洲，拜登政府在俄乌冲突的立场也没有太多转圜余地。

三

而在2025年，有三个东西发生了变化：

第一是，之前说过的，经济讨论很多，但卢比奥还没见过；

第二是，美国的关切从之前的战略性问题，转变成了战术性问题；

第三是，双方还真的达成了一些协议。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第二点，如果说拜登政府的思路是，体系化竞争和“管理对抗的边界”，那么特朗普政府则是“交易型对抗”和“极限施压”，可以说两个方面都是180度的反转。

或者可以这么说，虽然拜登政府呼吁管理竞争的边界，但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时候，放弃和中国的战略性竞争，也没有放下结构性的矛盾。而特朗普政府经常极限施压，但到目前为止，更多关注在战术性问题，无论是关税、稀土、Tiktok，都是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更宏大的叙事或者意识形态对抗。

所以我们看到对比之前几年，看起来双方很客气，但其实没有共同语言；今年变成了看起来很多争吵，但至少能达成一些协议。

或者一句话总结，Trump绕开了一些中美之间根本无法解决的分歧，而选择在一些能达成协议的地方谈判。这确实是更聪明的做法。

或者用一个比喻，这就像你开了一个牛肉铺，拜登像是你隔壁的猪肉铺，他很客气也很礼貌，但你知道你们永远无法合作，特朗普像是这条街上的餐厅老板，他每天都在压你的价，但你知道你和他做交易的概率要远大于你和拜登。

四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之前说过，Trump是希望学习里根的，但里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在第一个任期和第二个任期的做法是迥异的，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战略上。

里根第一个任期，经济上他其实默许了沃尔克的加息，而在他自己的回忆录（或者是其他人的我不记得了），里根说过，他不喜欢控制财政的思路，但如果可以让通胀降低下来，他愿意妥协。战略上里根第一任期是非常激进的，甚至因此得罪了欧洲很多国家，1981年“西方-81演习”，也就是苏联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发生在里根第一任期中，可想而知，当时里根是一个多么战略激进的人。

而里根第二个任期简直换了一个人，这不是坏话，政治家的随机应变无可指责，里根在第二个任期中，如愿以偿降低利率，然后他甚至缓和了和苏联的关系，在1988年，也就是苏联感受到巨大压力之后4—5年，当里根被问说是否依然觉得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的时候，他的回答已经多多少少在为苏联辩护。

我非常确定，Trump更喜欢里根第二个任期的做法，低利率、没有战争、通胀走低的世界。

从这一点，读者其实可以多多少少理解，为什么贝森特在今年三月之前一直说，XX是一个破屋子，踹一脚就飞了。因为里根第二个任期的苏联（虽然当时美国人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人总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按照这个思路，中美在经济问题上谈成一些合作的概率，其实比2024年之前更大的。但当然，在2025年的问题是，你知道最后可以谈成，但随时都会有新的谈判和冲击。

如果我们用一个表格对比：

如果要用冷战举例子的话，战略优先的最好例子就是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在经济和战略上的两个支柱。并且就像凯南说的，他的胜利公式并不是在一场或者几场战役中获胜，而是他觉得苏联的体系不可持续。

但战略优先就像前几年我们看到的，一旦你设定这个战略，你很难做太多短期的让步，而且因为对于盟友和战略的坚定，美国在冷战初期进入了太多本可以不进入的战场。这只能说有利有弊。

交易优先的最好例子就是里根，Peace through strength，通过打造更强的国防，倒逼对方和自己谈判并且让步。这是80年代里根面对苏联，在技术和产能优势下的做法，也是Trump希望学习的做法。

五

从2018年贸易战，到拜登政府提升QUAD、AUKUS等小型多边机构的重要性，到2022年和中国协商一个有边界的竞争，到2025年重新回到贸易战，中美的博弈经历了一个从战术性、交易性竞争，到战略性竞争，回到战略+战术、但战术更多的复合竞争。

而如果要说最重要的结论的话，我觉得中美一旦触及战略问题，双方很快就会发现很难达成太多协议。而如果按照目前的态势，双方暂时搁置，或者暂时放下战略分歧，先尝试在战术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达成协议的概率机会增加。

六

最后的蛇足，在冷战中，苏联面对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压力的时候，选择在两个方面一起应对，在经济方面，苏联用经济互助委员会针锋相对马歇尔计划，目标是成员国的自给自足，并且尽可能防止西方影响。在战略方面，华约对抗北约。而面对对美国的技术不足，采取了非对称的应对手段，美国进行星球大战计划，即便后面发现这个战略并没有被执行，但苏联应对的时候也采取了更廉价的取代，而不是和美国面对面拼技术。

而中国可能还没想好到底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优解，但绝对把苏联的错误答案记在了心里，在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中国没有和苏联那样，把成员国变成分工明确的初级原料提供商，而是不妨碍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升级的诉求。甚至支持这些国家同时和中美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是逼着他们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夸张地说，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解体之前基本上没有发展有深度的产业，也没有太多外交自主权。在战略方面，没有选择简单的道路，而是美国的技术路线，就是中国的设计目标。

这个框架也许还不够完善，但我希望在以后的中美谈判中，我们可以沿用这个思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用下面这个框架：

1. 这是战略性的谈判，还是战术性的谈判；是双方讨论设立一个世界秩序，还是针对一些具体的事项讨论；

2. 这是经济，还是战略讨论，还是高层峰会；

3. 战略和经济的优先级，我自己觉得如果战略优先，中美其实没太多可以讨论的。

而如果几个月后存在一个中美的高层峰会，有相当概率，它和2022、2023和2024年的峰会不一样，到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观察从2025年开始，在原有体系的骨架下，改变优先级之后的中美交流，能否给我们更多协议，以及这些协议会出现在哪些领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培风客 （ID：peifengke），作者：Odyss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