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团圆

在2021年《十四岁很美》出版后，王璐琪开始准备“最后一部曲”。从开始写作到真正出版，《回家》花了四年。

小说里，被拐卖的孩子“秦颂”在11岁这一年，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回家》是大团圆结局吗？”我问。

王璐琪答：“肯定不是。这孩子估计一辈子都无法从这段经历中走出来，过不了正常的人生。”

图 | 《回家》王璐琪著

写的时候，王璐琪找资料，看过一篇《南方周末》的报道。

新闻里，受害者在案发时只有14岁，那会儿是1994年，她在北京上初中，在去学校上早自习的路上被拐。6年后，她逃回了家，发现自己被拐到了河北省良乡镇，距离北京不过几十公里。

出版社的校对老师也提供了一个案例。有一名北京女生，她早上经常跟班上一名男老师坐一趟公交车上学。

但有一天，非常奇怪的是，她跟老师打招呼，老师不搭理她。到校后，她跟老师说起这件事。老师也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人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某天，这位老师真在公交车上见到了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回家问家长，这才知道，原来母亲生的是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男孩在幼时被拐走了。

他们没想到，这两家离得这么近，这对双胞胎兄弟平时居然乘同一个线路的公交车，还被学生看见了。

王璐琪有一个年长她许多的朋友。他说，他在老家有一个表妹，是舅舅家买来的。表妹长大后，在当地结婚生子。得知自己身世后，她还是选择留下。因为她生了孩子，走不了了，被拴住了。

这也是王璐琪的顾虑。她写的被拐的孩子是男孩，叫秦颂。一开始，她想写女孩，但很快改了主意：“女孩被拐卖，命运可比男孩惨多了。”

《回家》里，3岁零4个月大的秦颂被拐走了。他的父母是双职工，白天上班前，爸爸把他送到爷爷家。

晚饭前，爸爸再把秦颂接回家。爷爷退休后，在街边摆摊卖糖葫芦。生意一忙，爷爷就顾不上秦颂了，卖弹珠的平子趁机拐走了他。

秦颂被拐后，他和人贩子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在火车上，秦颂大多数时间是睡着的。

到了钨山县，秦颂和同样被拐的男孩郭飞待在一起，他们白天一起玩，想哭了，就把脸埋在枕头里。夜里，秦颂枕着郭飞的肚子睡觉，郭飞的肚子很软，像海绵一样松软。

接手他们的丁某不会照顾孩子，所以孩子们平时就直接吃院子里杏树和桃树结的果。

郭飞吃完后一直拉肚子，还咳嗽。一天早晨，秦颂枕着郭飞的肚皮醒来，发觉他的肚子很硬，很凉，不再有“咕噜咕噜”的声音，很安静。随后郭飞就被抱走了。从此以后，秦颂再没见过郭飞。

秦颂像猴子一样，会爬上树摘桃吃。这时，同村的金家发现了这个“猴儿”一样的孩子，把他买了下来。自此秦颂有了新名字“金家兴”，他的大姐叫金家燕，二姐是年龄相仿的金家欣。

后来，警察找到了11岁的金家兴，把他送回芦州。秦颂插班进了芦州最好的学校，回到了原本的轨道。

5年后，在秦颂放学的路上，金家欣出现了，因为她的父亲快病死了，想见秦颂最后一面。

《回家》的故事，从金家欣在放学路上，叫住秦颂开始。

二、绳索

秦颂刚到金家时，他吃不惯饸饹，因为饸饹面硬，不好消化。家里没米，金父便出去借米，金母洗锅给秦颂炒菜。

此后好多年，金家都做两锅饭，一锅是饸饹，另一锅是单独给秦颂蒸的米饭。

金家从不打孩子，这在村里是少见的。

金家欣和秦颂一起长大，没受过家长一句重话。

秦颂缺钙，金母每晚给他炖鱼汤。她用纱布包着鱼肉，摔打出细腻的肉糜。肉糜只有秦颂能吃，金家欣是没份儿的。但秦颂总会给金家欣留半碗，每次金家欣都会把碗底舔干净。

就这样过了七八年，秦颂很难不对金家产生感情。回到芦州后，秦颂总会想到金母。

王璐琪在书里写道：“我想她，思念她。每当这时，我就会有负罪感。在面对我的父母时，这种负罪感尤其强烈。”

秦颂在两个家庭中辗转，他也被撕裂成两半。这也是发生在被拐儿童身上的真实情形，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买家”产生了感情。

就像被拐的孙卓，在与生父母相认后，他曾表露过想留在养父母身边的想法。他的生父孙海洋找了儿子十几年，孙海洋也是电影《亲爱的》中演员张译饰演的角色原型。

被拐的亲生孩子对“买家”产生感情，这是那些亲生父母难以接受的。

《回家》出版后，王璐琪想在一家杂志宣传一下新书，她联系了合作过多年的编辑。对方拒绝了她，原因是自己不喜欢看“不阳光的东西”。这是编辑头一回这样决绝地拒绝她。

王璐琪分析：“可能冒犯到她了。”

这位编辑也有孩子。王璐琪开始检讨自己：“这本书是会冒犯到一些家长的。哪个家长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跟‘买家’产生感情呢？没有。”

我问王璐琪，金家对秦颂是真正的爱吗？他们对秦颂的照顾很细致。

王璐琪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些只是表面上的照顾。让你有饭吃，让你别走，仅此而已。这是一种原始和低级的爱。”

在王璐琪看来，金家对秦颂的照顾更像是一种“精神控制”。他们把女儿金家欣当作拴住秦颂的工具。因为两人年龄相仿，每天玩在一处，形影不离。玩得时间长了，秦颂就被留下了。

王璐琪遇到过一件类似的真事。

正逢暑假，一对夫妻带儿子回老家，奶奶很高兴。孙子比几个表哥小得多，玩不到一起去，一直念叨村里年龄相仿的妞妞姐姐。

奶奶为了让孙子多待几天，就去邻居家“借了”妞妞，邻居说“好”。妞妞便住了下来，每天和小男孩一起玩。

王璐琪见到了“借妞妞”的那一幕。她很受震动，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说“借走”就“借走”了，就像借走一把剪刀和锄头一样，所有人都觉得这再平常不过。妞妞被带走的那几天，家长竟也没问过。

她设想了一下，如果自己是妞妞的母亲，决不允许别人把女儿带走：“别说是邻居了，再近的亲戚也不行。”

最后，妞妞安全无恙地回了家。王璐琪说起这件事时，仍心有余悸。

三、晒谷场

金父大约是带着几分“复仇”的意味，买下的秦颂。王璐琪在书里写，因为金家没儿子，村里人都说：“他家没人了，这俩闺女不算人。这里没有儿子的人家，谁都能欺负一两下。”

姐姐金家欣也对秦颂抱有期待，她趴在秦颂肩膀上说：“等你长大了，把该是咱的地抢回来。”然而秦颂太小，他哭着说：“我不敢，我不会，你教我。”这个“小哭包”完全指望不上。

聊起《回家》时，“重男轻女”是无法避开的话题。王璐琪解释，金家对秦颂的爱，是赋予儿子的特权——“只要是儿子，他是‘王颂’也好，‘陈颂’也罢，金家都会这么爱他。”

金母给秦颂理发，把前面的剪了，后面的没剪，留起来扎了一个小辫儿。金家欣对此感到疑惑。

母亲告诉她，扎小辫儿就能把秦颂“拴住”。小男孩留个辫子，远看像小姑娘。哪怕碰上人贩子，也以为是姑娘。母亲解释：“小闺女命贱，就不带走了。”“买方”也怕孩子再次被拐走。

王璐琪写到了晒粟、扬谷。晒谷场上，要是起风了，男人们就扛着农具从家里跑出来，撒出去的谷壳飞出去半里远。粮食沉，飞不了多远，就会掉在地上，由此将壳分开。

大女儿金家燕去上学，地里的活儿太多，金父一个人干不过来。他让秦颂和金家欣去晒场看粟子。

两个孩子被村里人逗弄，他们说金家兴不是金家的人。金家欣挥舞着镰刀反驳，结果镰刀被一个小子夺走，扔到了一边。她和对方打斗，结果挂了彩。秦颂被吓傻了，只知道哭，边走边哭。

金母指责丈夫为什么让两个孩子去看扬场，金父则指责妻子，为什么她不去看着孩子。金母答：“我去了谁做饭？一大家子人饿了怎么办，连口饭都吃不到。”这个情节也属实。

有一年，王璐琪下乡做讲座，主办方安排了场地，室内装修很好，椅子上都铺了软垫。

讲完后，学生的家长来接孩子，来的都是爷爷奶奶，年轻父母很少。老人都骑着一辆三轮车，车后带个小货斗，学生坐在货斗里。这车也用来拉货，三轮车要比两轮的电动车开得稳。

会场外就是一片晒谷场，不是水泥地，而是黄土地。大概用什么工具凿过，地面很结实，摸着手感很好。她没见过脱粒机和收割机，跑到机器前一个劲地拍照。晒谷场上，女人很少。

这更像是一种家庭分工。扬谷要出力气，风起了，男人在外面干活，风停了，便回家吃饭。

如果女人也去扬谷，两个劳动力都不在家，谁做饭呢？女人在家有很多事要做，洗衣做饭，照看老人、孩子，收拾屋子，洗锅涮碗，琐碎的家务总要有人干。

王璐琪看过一本书，忘了书名叫什么。书里写到一个现象，改革开放后，很多农村人出来打工，去大城市务工，这使得女性的自杀率低了很多。

买下秦颂的那晚，金父激动得无法入睡。他蹲在父母的坟前，痛痛快快地流了一通眼泪。他想，以后要多挣钱。“家里的房子、地，还有塘里的鱼，塘沿的一排核桃树，都是家兴的。”

大女儿听到父亲的哭声，在屋里破口大骂：“谁稀罕你那破房子、破地、破核桃树、破鱼塘，统共有十条鱼没有？还都是家兴的，送给我，我都不稀罕，留给你的新儿子吧。”

大女儿才15岁，即将中考。她在这个家里像是个“异类”，毫不留情地撕碎了父亲的“温情脉脉”。在小说里，她打定主意考职专，因为职专管吃管住。

考上后，她便再也不回来。后来，金家燕果真做到了。她毕业后在外打工，在父母去世后接走妹妹，供妹妹学习、考大学。

王璐琪解释，金家燕之所以是“异类”，因为她受过教育，打破了“重男轻女”的固有认知。所以金家燕才会如此支持妹妹读书，鼓励她走出村子。

金父短暂地有过“儿子”，但他的房子、鱼塘和核桃树，最终还是废弃了。

四、有毒的爱

小说里，金父和妻子一样得了糖尿病。妻子去世后，他一蹶不振，饮食不加节制，整日酗酒，很快身体就垮了。他病中，念叨的还是“家兴”，一直问“家兴回来没有”。

金家欣一直贴身照顾父亲。她意识到父亲在硬撑，只是为了见秦颂最后一面。金家欣毫无办法，只能踏上前往芦州的火车，希望用儿时情谊，求秦颂回来一趟。

王璐琪见过许多像金家欣一样的女儿。她见过一名村里的女儿，独自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每日给父亲喂饭、喂药，处理排泄物，清洗床单被罩，保持室内洁净，让父亲保持体面。

也许因为衰老、病痛，老人的性格日渐乖戾。父亲对她没什么好脸色，打骂有之，发起脾气来，还会抬手打翻饭碗。碗在地上转了几圈，吃的撒了一地，女儿打扫后，又重做了一份饭菜。

看到这样的场景，王璐琪既震惊，又心疼。“她不委屈吗？她委屈，但她还是忍着，因为那是爸爸。她想让爸爸爱她，她知道爸爸不爱她，爸爸爱弟弟。”这位女儿常常暗自抹泪。

父亲思念儿子，他的女儿便打电话，轻声小语地劝弟弟回家。看见弟弟到来，父亲的脸便放晴了，她识相地退了出去，关上房门。女儿的付出仿佛凭空蒸发，她深爱的父亲像最吝啬的守财奴，唯独不愿把爱施舍给她。

每当遇到这样的女儿，王璐琪都有一些不解。她想，她们是被“绑架”了吗？这固然是一种“孝顺”，但这是否也是一种“囚禁”？是什么困住了她们？为什么她们要去争取一份镜花水月般的爱？

这也造成一个吊诡的现象：一些父母需要有儿子，他们也清楚，如果与儿媳妇相处不好，养老恐怕指望不上（儿子）。最后，养老的责任落到女儿身上，但他们对女儿又多有指责。

“这是一种有毒的爱。”王璐琪想到心理学中的一个理论——“创伤性联结”，指在虐待关系中，受害者对施害者产生了情感上的依恋和忠诚。

心理学家武志红在《为何越爱越孤独》中，表达过类似观点——“誓死的忠诚可能是爱的炮灰”。

他在书里解释：“有时，我们会甘愿做一个人的炮灰，觉得那样才有爱一个人的感觉；有时，我们要求别人做自己的炮灰，以此来证明这个人的确爱自己。”

或许，这位女儿在试图通过获得父亲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但“我”值得“被爱”这件事，并不需要他人来证明。

如果说，虐待会产生忠诚，那么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会获得自由。

王璐琪见过一个在爱里长大的女生。那时，她刚参加工作，领导为了欢迎新成员，组织了一次聚餐。

饭桌上，有人劝酒，王璐琪初来乍到，不好意思拒绝。一位美术编辑，比王璐琪大几岁，她挺身而出，笑着说：“我来喝，你们别欺负新人。有多少酒，我都替她干了。”

有同事起哄：“你凭什么替她干了？你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她也不生气，只是笑着说：“从今天起，她就是我妹妹了。”她之后也真的这么做了。王璐琪又感激又震撼，也在心里把她当姐姐了。

在单位，姐姐从不参与“职场争斗”，哪怕被伤害了也不当回事，只是说：“那都不是事儿。”

她发自内心的单纯，与同事相处融洽。赶上加班，她爸爸会给她送饭。

那时候，保温饭盒性能不佳，她家离得又远，她爸爸专门拿锡纸泡沫袋包了又包，生怕饭凉了。

姐姐的父亲很“操心”，只要女儿打一个电话，他就立即开车接她下班。父亲宠爱女儿，爱意都快要溢出来了。父女俩的感情很好。

后来，她恋爱了，和男友感情也很好。她说：“没有男人能做得比我爸更好。”于是，她很包容男友，很有耐心。在爱里长大的她，长出了爱人的能力。

在王璐琪眼中，这就是一个“内心无毒”的人。她轻盈，舒展，在健康的爱里长大，内心不拧巴，没有苦大仇深，自然地表现出大度、慷慨，就像一个被阳光晒透的人。

五、野生作家

儿时，王璐琪喜欢历史，爷爷送给她一套《史记》。她看《史记》时，文言文和白话文交叉着看，由此打下了文言文的底子。高考时，她的作文写得偏古风，得分还挺高。

13岁时，王璐琪在《校园文苑》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收到了一笔24元的稿费。她的投稿一直很顺利，给《儿童文学》杂志投稿，也都发表了。

从小到大，王璐琪走的是“美术生”的路子，辗转于不同的画室学画画，大学考上了华东交通大学，学的是室内设计。

王璐琪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大一下学期，她找好了工作，租好了房子，读完该学期就办了退学，一个人从南昌到北京，到杂志社当编辑。

一方面，她考虑到学画画的开支很大，另一方面，她在大学生活中，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画画上没有出路——距开个人画展相去甚远。相反，她在写作上一直很顺利。她在两者之间，选择了写作。

父母无法接受她的退学，她为父母的难过而难过，但又很难跟父母解释自己的决定。

当了几年杂志社编辑后，王璐琪开始全职写作，出了《追光少年》《列车开往乞力马扎罗》《锦裳少年》等十几本书。

其中《追光少年》加印11次，《列车开往乞力马扎罗》加印5次，都是畅销书。此外，《刀马人》《涂布敦煌》的影视版权已售出。

从目前来看，这条路走得不坏。

王璐琪自认为是“野生型”作家——没经过科班训练。她以为作家都跟自己一样，都是“野生”的。后来，她发现并不是这样。科班出身的作家占多数，“野生作家”是少数。

“野生”有“野生”的好处。很多编辑说过类似的话——王璐琪写得“不太一样”“别人通常不这么写”。这是她“投稿运”一直不错的原因。

但“野生”也有“野生”的坏处。有时，她也会自我怀疑：“这样写真的对吗？真的恰当吗？”

比如，《回家》里，秦颂被拐后和郭飞待在一起。两个小孩脸对着脸，哭个不停。秦颂吹出一个大鼻涕泡，弹性甚佳，许久不破。郭飞看呆了。两人守着鼻涕泡，止住了哭声。

一开始，王璐琪有点犹豫，是不是要这么写，毕竟这是在孩子们被拐后。

有一天，她看了余华的《兄弟》，里面写到：父亲死后，兄弟俩很悲伤。过了一段时间，门锁了，哥哥在门外，弟弟在屋内，两人想分享奶糖，但是门缝太小了，塞不进去。两人开始聊天，哭一阵，笑一阵。

看到这儿，王璐琪想到：“小孩真是这样，他面对特别大的悲伤，不像成年人那样一直专注于悲伤，孩子能走出来。这是孩子特有的力量。”她坚定了原来的写法。

对于写童书来说，选择“现实主义”题材不是件“讨巧”的事，在审校上要花更多时间。

王璐琪感激愿意出“三部曲”的出版社，“他们是有情怀的出版人，觉得需要有这类书。”同时，她又有深深的负罪感，觉得对不起出版社，因为不挣钱，出版社白忙了。

“三部曲”里，《给我一个太阳》的状况稍好一些，卖了6万册。但写“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的《十四岁很美》就难得多，因为题材原因，她没法做线下宣传活动，首印1万册，大概至今没卖完。王璐琪不敢问责编销量，她怕听到坏消息，再度加重对出版社的愧疚。

王璐琪身上交错着一种矛盾感。一方面，她性格里有坚硬的部分，比如她固执地想写一些“不讨喜”的题材。

然而，等书出版了，她没有夙愿得偿后的雀跃，反而陷入了深深的愧疚。这又是一种脆弱。固执和脆弱，彼此交叠着。

这种矛盾感，也体现在她的外表上。她的个子很高，四肢修长，有一米七五，打过篮球，会游泳、滑雪，体力很好，精力很足，乍一看，有一种迎面而来的力量感。

采访中，王璐琪坐在我对面。在不说话、不喝草莓奶茶的间隙，她时不时地啃指甲，像个小孩一样。我把她的手掰过来，指甲明显短一截，那是被咬掉的。她十根手指都是这样。

王璐琪解释，她两三岁时，母亲外出务工，把她留在姥姥身边。离开了母亲，她产生了“分离焦虑”，每天哭闹不止，让姥姥头痛了好一阵。

与母亲分离的“焦虑”似乎始终没能消解，她有了咬指甲的习惯。她想要克服，但总是不由自主地又咬起来。

“野生作家”王璐琪就这样莽莽撞撞地写了22年，她又固执，又脆弱，又清醒，又愧疚，又有力，又稚嫩。不出意外的话，她大概还会这样写下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显微故事，作者：江玉婷，编辑：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