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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0月24日

全文 4431字，阅读约需要 8分钟

他敢在真宗面前直言“不可退让”，却最终被朝中权贵排挤。

英雄未必都能善终，寇准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历史的冷酷，往往比战争更让人心痛。

文｜潇湘倦客

1023年10月24日（宋仁宗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七），雷州司户参军寇准端坐在寓所的榻上，望着窗外南国的天空。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北宋宰相，缓缓闭上了双眼，终年六十二岁。

寇准的死讯传到京师，仁宗皇帝为之辍朝三日，追赠其为“莱国公”，谥号“忠愍”。然而，这些身后的哀荣，对这位已经长眠的名相而言，又有何意义呢？

1 初露锋芒

寇准出生于961年（建隆二年），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开国的第二年。寇氏一族世居关中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是当地颇有声望，他的祖辈曾在唐末五代做过官，到寇准这一代，虽不算权门望族，但家底还算丰厚，书香犹在。

他自幼聪颖过人，七岁能诗，八岁能文，十九岁便考中进士，在当时的科举场上可谓罕见。

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寇准年少时“通《春秋》三传”，学问渊博。在参加殿试时，宋太宗曾对年轻进士有所顾虑，认为“年少者往往未更事”。有人劝寇准虚报年龄，他正色答道：“准方进取，可欺君邪？”这番直言不讳的回答，预示了他将来为官后的性格。

寇准初入仕途，被派往归州巴东（今湖北巴东）任知县。这位年轻的县官到任后，一反前任们的因循守旧，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他简化赋税征收程序，明令禁止胥吏盘剥百姓，还亲自审理积压案件，被当地百姓称为“寇青天”。

从关中少年到登第进士，再到初入仕途，寇准的早年就已经显露出一种“锋锐”的特质。他像是北宋官场里的一抹异色，不肯随波逐流，也不愿掩饰锋芒。正是这种性格，为他赢得了宋真宗的赏识，也为他日后的人生起伏埋下了伏笔。

2 朝堂风云

寇准的政治才能在地方任职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现，很快便被调回京师，先后任盐铁判官、尚书虞部郎中等职。993年（淳化四年），三十三岁的寇准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正式进入朝廷权力核心。

寇准在朝堂上一直是以直言敢谏著称。有一次寇准奏事，言语激切，触怒了太宗皇帝。太宗拂袖而起，欲回后宫。寇准竟不顾君臣礼仪，拉住太宗衣角，坚持让皇帝听完他的奏报。太宗后来感慨道：“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寇准的锋芒与同时代那些“中庸官僚”相比，显得格外特别。他不是没有政治智慧，而是不愿把这种智慧用在讨好上司、迎合权贵上。当时朝廷里有一位炙手可热的权臣——丁谓。此人以善于揣摩上意、手腕圆滑著称，深得真宗宠信。大多数人面对丁谓，要么避而远之，要么俯首阿谀。但寇准偏不。

一次廷议，丁谓提出一项苛政，欲增加赋税以充实军费。大多数官员都默然附和，唯有寇准站出来反对：“赋税者，民之命脉，不可妄加。若以苛政充国用，则虽富国，而必贫民。”

丁谓脸色一沉，当场讥讽寇准“好为名言”。寇准不甘示弱，反唇相讥：“为国者，当以社稷为重，岂以身名为先？”廷中一时鸦雀无声。

从此，寇准与丁谓结下梁子。

然而，官场是一门“平衡的艺术”。过于锋锐的人，往往最容易被排挤。寇准在仕途初期的表现，虽然赢得了皇帝的欣赏和百姓的口碑，却也得罪了很多权贵佞臣。

3 澶渊之盟

1004年（景德元年）秋，辽圣宗与萧太后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威胁京师开封。消息传来，朝野震动。

真宗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参知政事王钦若建议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则主张逃往成都。真宗犹豫不决，但询问寇准时。寇准明知迁都建议是王、陈二人所提，却当着众人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

他进而分析道：“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

真宗犹豫不决，寇准反复劝谏，甚至拍案而起。他说：“敌虽强，然人心所向在我。陛下若亲临，士卒必奋。”真宗最终被他的气势打动，毅然决定出发。

1004年冬，宋真宗在寇准的坚持下，率军北上，抵达澶州南城（澶州分南北两城，中间隔着河水，以浮桥连接，北城正对辽军）。对岸辽军气势正盛，左右侍臣又建议皇帝驻足观望，不可渡河。寇准力排众议：“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

在寇准的坚持下，真宗渡过黄河，登上澶州北城门楼。当宋军将士看见皇帝亲临前线，果然士气大振，山呼“万岁”，声闻数十里。辽军原本以为宋廷必然退避，没想到真宗竟敢御驾。辽军进退维谷，军心开始动摇。恰逢，辽军前锋大将萧挞凛又在一次侦察地形时被宋军床弩射杀，辽军士气大挫。

最终双方决定展开谈判。辽军索要岁币为退兵条件，宋廷一开始不愿答应，在寇准的斡旋下，最后达成妥协：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开放边境贸易，以换取边境和平。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状态，此后一百二十年，两国基本保持和平往来。寇准因力主亲征之功，被真宗敬重有加。然而，这位刚直的名相并不知道，他已经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而接下来的将是陡峭的下坡路。

4 功与过之间

澶渊之盟，究竟是功是过？

后世褒贬不一。有人赞它是“以小利换大安”，保存了北宋的国力；也有人讥其为“屈辱求和”，开了岁币之先例。

寇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是复杂。

他不是一味主战派，也不是一味主和派。他坚持御驾亲征，是为了稳住军心；他最后同意岁币，则是出于现实的权衡。他在战与和之间，试图寻找一条大宋可以承受的道路。

换句话说，寇准的选择，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政治现实主义。

传统史书往往把寇准写成“民族大义的守护者”，尤其强调他劝真宗亲征的那一幕。然而，若仔细读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寇准的真实面貌其实更为复杂。

他当然有大义，但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北宋的军事实力不足以与辽国硬拼。如果不停止战争，很可能重蹈“高梁河之败”的覆辙。

因此，他的真正智慧，在于把“御驾亲征”作为一种政治姿态，稳定内部的士气与外部的局势；而在谈判桌上，他又能接受妥协，以小利换取长期的和平。

在那个兵力虚弱、文官集团掌控政权的北宋，这种务实，也许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5 贬谪与流离

澶渊之盟后，寇准的声望一度如日中天，士人们在诗文中歌颂他为“定国良相”，百姓更是在茶楼酒肆间口口相传，说是“寇相公救社稷”。而寇准也颇显居功自傲，这使得他在朝中更加独断专行，也势必引起一些政敌的忌恨与排挤。

王钦若利用一次退朝的机会，向真宗进谗言：“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真宗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真宗愕然问故。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王钦若还挑拨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权臣丁谓等人也开始在背后造谣，说寇准“矫诏欺君”，甚至暗示他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真宗本就心胸不广阔，听信流言，渐渐对寇准生出疑心。

从这一刻起，寇准的命运，开始由高峰走向低谷。

1006年（景德三年），寇准被罢相，贬知陕州。这仅仅是他贬谪生涯的开始。

1020年（天禧四年），寇准曾短暂复相，但很快又卷入权力斗争。当时真宗患病，刘皇后干预朝政。寇准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危机，秘密奏请真宗：“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

真宗同意了他的建议。然而，寇准自己酒后失言，泄露了机密。丁谓等人得知后，立即向刘皇后汇报。在刘皇后的干预下，寇准再次被罢相，贬知相州（今河南安阳），不久又徙安州（四川安州区），最后被贬道州（今湖南永州）司马。这一连串的贬谪，距离他澶渊之功，仅仅过去了十几年。

6 最后的归宿

1022年（乾兴元年），真宗驾崩，仁宗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丁谓等人为彻底清除寇准的势力，罗织罪名，又将其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宋朝对官员的处罚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贬谪，而贬谪的远近直接对应着官员“罪责”的轻重，以及皇帝对其惩罚宽严程度的态度。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崖州（今海南三亚）等地在当时是极为荒凉的烟瘴之地，在宋代被称为“远恶之州”，是惩罚最重的流放地。

寇准以花甲之年，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贬所。途经公安县时，他写下了《离公安》一诗：

“野静长原迥，亭高夕照低。

鸟呼人不见，花落鸟空啼。”

诗中流露出他对人生无常的感慨。

到达雷州后，寇准并没有怨天尤人。他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并与百姓打成一片。他教授当地居民中原的农业技术，传播文化知识，还帮助改善饮水条件。雷州百姓对这位曾经的宰相十分敬重，主动为他修建住所，但被他婉言谢绝。

在这期间，寇准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海康西馆有怀》就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

“风露凄清西馆静，悄然怀旧一长叹。

海云销尽金波冷，半夜无人独倚栏。”

就在寇准被贬雷州后不久，政敌丁谓也因罪被罢相，被贬崖州。但丁谓途经雷州时，寇准获悉丁谓不服水土生了重病，他派人给丁谓送去了一只蒸羊补养，丁谓想见寇准，但被寇准拒绝了。

南宋叶李有诗记载此事：“雷州户，崖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客中颇恨乏蒸羊，聊赠一篇长短句。”

不久后，这位力挽狂澜的北宋名相走完了他人身的最后一程。

7 身后的哀荣

寇准逝世后，其妻宋氏请求将灵柩运回西京洛阳安葬。但由于路途遥远，盘缠不足，灵柩只得暂时寄埋在雷州。1033年（明道二年），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为寇准平反昭雪，归葬家乡下邽。

1044年（庆历四年），仁宗亲自为其御书“旌忠”碑额，表彰他的功绩。寇准的墓地历经近千年风雨，至20世纪70年代在“文戈”中被破坏，后被重新修缮

在历史上，对寇准的评价褒贬不一。《宋史·寇准传》云：“刚直不挠，社稷之臣也。”这是最凝练的定论。欧阳修在《归田录》中称赞他“正直忠贞，天下所知”；

司马光则评价他：“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进入元代之后，寇准的形象多出现在文人小说笔记与戏曲中，他常被作为“社稷臣”的典型与“奸佞误国”的对照。明清两代的笔记小说更倾向于渲染寇准的“忠而被谗”。

尤其是在《杨家将演义》中，寇准被描写成支持杨家将抗辽的正面人物，虽然这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但反映了民间对他的爱戴。

一些文学作品中喜欢将寇准与包拯、范仲淹并列，视为北宋“刚直清廉”的化身。不同的是，包拯象征清廉断案，范仲淹代表“先忧后乐”，而寇准则以“力挽狂澜”与“忠谏不阿”而留名。

然而，无论是褒是贬，没有人能否认寇准在北宋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力主真宗亲征，促成澶渊之盟，为北宋赢得了长达百年的和平环境。虽然他性格刚直，不善权变，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结局，但正是这种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典范。

8 尾声：

寇准的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却又不得不在皇权、后族、宦官、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而他的悲剧在于，他既有士大夫的理想主义情怀，又缺乏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生存的权变智慧。

今天，我们回望寇准的一生，不禁思考：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直言敢谏与明哲保身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取舍？政治理想与现实权力又该如何平衡？或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有了寇准这样“刚直不阿”的历史形象，中国历史才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资料：

《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

————☀本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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