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一位经历过无数战斗的老红军，本应备受尊敬，但由于命运的多次捉弄，侯礼祥渐渐地淡出了公众视野。幸好，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他终于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誉和尊严。

侯礼祥，原名李祥，这个名字源自于一个小小的误会——当大家念到侯礼祥时，常常会念错，于是他便顺应大家的叫法，接受了这个名字。对于他来说，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事业。他参与过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跨越雪山草地、攻打腊子口等诸多令人铭记的战斗。这些战斗，无一不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而侯礼祥，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1935年6月，邓小平来到侯礼祥所在部队进行宣传工作，负责写标语。侯礼祥看到后主动上前帮忙，并写下了一个字。邓小平看了看，笑着对他说：同志，你的字写得不错啊。侯礼祥和邓小平聊了几句，邓小平还问起了他的名字，他便回答道：李祥。在艰苦的长征路上，侯礼祥不仅五次负伤，且有两次伤势特别严重，其中一次连颈部都被子弹打穿。那段艰难岁月，侯礼祥记得特别清楚——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一直在身边，与他有过许多接触。

1935年9月，红一军团抵达甘肃岷州一带休整，侯礼祥和他的部队正站在长征的最前沿，时刻面临着敌人的威胁。当部队休息时，杨得志急匆匆地找到了侯礼祥，询问：你见到周副主席了吗？侯礼祥摇了摇头。杨得志接着说：刚才师部的通讯员通知我们，周副主席带着几个人到你们这儿视察，务必找到他们，确保首长的安全。侯礼祥和战友们立即行动，经过一番寻找，他们终于在草地上找到了周副主席。当时，周副主席正与战士们谈论着什么，侯礼祥他们便安静地守在一旁，直到周副主席注意到他们，主动与侯礼祥聊了起来。

面对周副主席的询问，侯礼祥回答道：我叫侯礼祥，是一营的营长，我们营的干部和战士们士气高涨，虽然人手减少了一些，但战斗力依然强大，首长请放心。那时，邓颖超也在场，看见战士们吃上了大米，十分高兴，周副主席还夸赞道：打毛炳文那一仗很不错，你们能吃上大米，是你们的光荣。周总理温和亲切的模样，给侯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起这一幕，侯礼祥说：我依依不舍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反复回味着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心中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

经过千辛万苦，部队终于抵达了陕北，侯礼祥对革命充满了新的希望。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许多高级将领，这些经历为他未来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时，侯礼祥身上的伤痕未愈，他被安排在后方医院疗养。康复后，他被任命为红一师十三团团长，而老首长杨得志也调到二师去担任师长。尽管与杨得志分开，侯礼祥心中依旧有很多不舍，但新的师长陈赓和政委杨勇的到来，也让他感到欣慰。

1937年冬，侯礼祥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段时间对于侯礼祥来说极为重要，使他的思想有了极大的提升。他回忆道：在抗大，中央首长常常给我们上课，接触了许多新的战友，大家像孩子一样开心。在抗大，他结识了许世友，两人性格相投，时常嬉戏玩闹。侯礼祥有时故意不给许世友盛饭，许世友则抓着侯礼祥的帽子往地上丢，大家看到许世友光头的模样，笑得前仰后合。学习结束后，侯礼祥被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副团长。到了1939年，侯礼祥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旧伤与新病交织，使得他不得不暂时停下工作，组织决定将他调往后方。

侯礼祥最终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介绍他参与湖北省的地下工作。由于家乡仍在日军控制下，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将所有材料藏在一个皮箱里，并在家乡开了一间牌馆维持生计。意外发生了，侯礼祥的皮箱被人偷走，其中的材料也因此丢失。失去这些材料，侯礼祥很担心自己无法再联系上组织。幸运的是，组织派人找到他，将他安排到监利县展开工作，并为他改名。侯礼祥按组织安排执行任务，但由于叛徒的出卖，监利县的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侯礼祥只得躲避，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时间一天天过去，侯礼祥始终在想方设法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然而当时的战乱让所有人都忙于战争，很少有人能为他提供身份证明。多年过去，侯礼祥渐渐放弃了寻找的念头，选择安稳过日子，过上了平凡的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侯礼祥的老战友们，许多已经成为了赫赫有名的英雄，而他依旧在乡间耕作，度过着简单的日子。

虽然他曾向乡亲们讲述过长征的故事，但作为一个农民，没有人相信他曾经是红军的团长。最终，杨得志这位老战友没有忘记侯礼祥，开始了寻找他的努力。经过一番艰难的寻访，侯礼祥终于与杨得志取得了联系，两人再次见面时，深情的拥抱让侯礼祥热泪盈眶。在杨得志的支持下，侯礼祥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证明材料。随着杨得志的三封证明材料的支持，侯礼祥终于被重新认定并恢复了红军待遇。

侯礼祥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他开始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给年轻一代讲述革命故事。即使岁月已老，他依然希望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随着身体逐渐衰退，侯礼祥很少再外出，生活变得更加低调。直到1991年，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虽然生前与战友们的联系较为断绝，但侯礼祥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个老红军团长的坚持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