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凯瑟琳正准备结束在巴厘岛的旅居，3天后她计划前往泰国清迈。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是作为数字游民的凯瑟琳的常态。

数字游民翻译自英文“digital nomad”，指的是依靠互联网和数字工具进行远程工作，无需固定的办公场所，不受传统职场的时空约束，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安排工作，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工作地点，具备高灵活性和高自由度的群体。

英国就业统计机构The Instant Group今年4月发布的《2024最适宜数字游民的城市》报告显示，全球已经有超过3500万名数字游民。随着科技、远程工作和职场文化的不断发展，这一数字还在快速增长，到2035年，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将有望达到10亿。

数字游民十分看重旅居地的居住环境，倾向于选择网络基础设施更完备、风景优美、生活便利且性价比更高的国家或地区，其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与普通游客相比更加长期稳定的居住状态也能为目的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今年，日本正式实行数字游民签证制度，符合相应条件，年收入大于1000万日元的签证互免国居民可以在日本合法居住和工作6个月。此前，韩国也宣布从1月1日开始试点数字游民签证制度。根据《福布斯》统计，截至2022年年底，全球已有超过40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移动网络建设，以满足数字游民群体的需求。

我国乡村基础建设较为完善、生活成本低、自然风光等旅游资源充沛，具备吸引数字游民的良好土壤。近几年，随着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的推广，国内的数字游民群体也在逐步增长，云南大理、浙江安吉等地诞生了多个数字游民聚居的社区。

“远方”的诱惑

“爬8小时在苍山上看雪，在洱海边滑着滑板唱着歌，在鸡足山上求问和冥想，在林间小路中散步和捡拾植物，骑电瓶车穿梭在古城大街小巷……”数字游民社区NCC的主理人大曹这样描述她在大理的生活。逃离大城市狭小的出租屋、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拥挤漫长的通勤，在风景如画的田园和海滨边旅行休闲边工作赚钱，这样一幅理想化的生活图景吸引着厌倦职场的年轻人成为数字游民。

2023年5月，从互联网大厂辞职的大曹租了一栋500多平方米的白族民宅大院，在大理这个都市青年的理想乡创立了NCC社区，希望能连接价值观相近的参与者，互相学习、互助共创，实现社区成员的共同成长。同年7月，NCC社区的社群成员已经超过3500人，排队申请入住的超过300人。

11月，NCC社区与自雇自足在广州联合主办首届“数字游民大会”，同样在大理旅居的凯瑟琳也在受邀分享的嘉宾名单中。2021年6月，她和合伙人开始运营FreeLab自由客实验室，为自由职业者、数字游民等群体提供职业服务。

△首届数字游民峰会现场。

“毕业回国后，我先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待腻了，又跑去上海两年，发现自己对这个城市失去了好奇心。之所以离开上海，还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远程工作，不依赖线下资源，上海生活成本那么高，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离开上海后，凯瑟琳开始四处旅行，“听说大理有很多数字游民和自由职业者，氛围非常好，所以我当时就蠢蠢欲动。”

2023年4月，凯瑟琳选择在大理安顿下来。“我们有一个群，大家每天都会约着一起吃饭或者一起工作，非常开心。”

但真正成为一名数字游民并非总是舒心的事情，旅居大理的7个月里，凯瑟琳辗转更换了三次住处，也曾与房东闹过一些不愉快。“在外面跑其实是件很累的事，我也一直在平衡自己的状态。”凯瑟琳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今年1月，她暂时结束旅居生活，回到家乡大连。“大连没有那么多自由职业者，我需要出去，到大理、到巴厘岛，去追逐新鲜感，去寻找能同频交流的朋友。但我的家、我的父母、我的社保在大连，它永远是我的‘home base’。”

休整4个月后，凯瑟琳再次踏上旅途，她今年的计划是在东南亚转转。

“如果清迈不错就待两个月，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延长签证时间，如果签证没办法解决，可能再去大理两个月，也可能回家去别的地方，目前还没有定下。”

这种四处漂泊的生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但凯瑟琳却如鱼得水。

“我是个非常需要新鲜感的人，很容易对一座城市喜新厌旧，需要不断地切换城市。”凯瑟琳说，“大部分人可能一开始很向往数字游民，真正去实践了以后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我一直很赞成那句话‘不要美化没有走过的路’，数字游民和上班一样，都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都是有利有弊的，主要看适不适合自己，或者说你更能接受哪一种弊。”

目前，FreeLab已经积累了一万多名会员，他们之中除了数字游民和自由职业者，也有还处在观望状态、渴望“逃离北上广”的上班族。凯瑟琳也接触了很多尝试过数字游民生活，最后仍然选择回去工作的人。

前往巴厘岛之前，凯瑟琳在浙江的DNA安吉数字游民公社（以下简称“DNA公社”）住了一周时间。这个由木头厂改造而成、一房难订的数字游民社区，正向人们展示着数字游民与乡村融合的现实案例。

△DNA公社的集装箱房间。

数字游民为乡村带来新的可能性

DNA公社位于安吉县溪龙乡，这个距离杭州不到100公里、高铁半小时可达上海的乡镇盛产白茶，DNA公社正是由上海爱家集团投建的白茶园的一部分，并配套有ACDC安吉创意设计中心等设施。

溪龙乡政府工作人员吕丽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溪龙乡的初衷是希望吸引一些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青年，帮助当地进行乡村建设，也为溪龙乡带来更多的青春与活力。同时，溪龙乡对于引进人才，为白茶拓展销路等方面的需求，也能为数字游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在DNA公社创业的最大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为这些数字游民提供一个免费的注册地址和办公空间。因为注册公司必须要有办公地点的租赁协议，对于小微创业者，这个费用他们是吃不消的。”吕丽解释，“目前为止，已经有25家公司注册在DNA公社，注册公司以后，数字游民就可以通过更正规的途径从互联网承接业务，就算以后去到别的地方，也不影响公司的实际业务。但是就我的调研和访问情况来看，将公司注册在溪龙乡的数字游民流动的频率会大大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中心主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表示：“相比东南亚，我们还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数字游民风潮，但从中国数字游民的总体规模来看，体量恐怕已经比较可观了。”

有别于一般性的人才振兴或者返乡青年创业，数字游民对乡村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新技术和在线社区、社交媒体的发展上。“数字游民不仅具有帮助乡村进行文化更新的能力，他们的行动还能通过互联网得到传播，告诉人们，地理上的距离并不一定是障碍，反而可能成为一种优势，对特定类型的乡村产业起到促进作用。而在城市近郊，或与城市群间有便利交通条件，承受城市辐射影响较强的乡村，这种促进作用会更加突出。”仝志辉说。

对于数字游民与乡村的融合，仝志辉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因地制宜，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把数字游民和当地的乡村产业促进政策，如乡村电商、乡村文旅等结合起来；二是在社区发展规划上进行相应的安排，将数字游民吸纳进社区治理体系，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三是要注意数字游民自身工作和生活容易失衡的问题，思维理念要与时俱进，帮助他们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四是可以在教育和技能转移上做一些工作，让数字游民发挥知识和特长，帮助本地居民的提升技能，甚至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地方教育体系。

△DNA社区内的居民活动。

7月1日，安吉县支持青年入乡发展就业创业相关政策正式施行，在租房、青年创业、社保缴纳、企业招聘等方面给予补贴，也将进一步为数字游民创造更好的工作、创业条件。

因为与乡政府的距离比较近，很多时候，DNA公社的居民遇到问题也会直接上门咨询，或通过邮件和意见箱进行反馈。吕丽还提到，DNA公社的管理很严格，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有事拜访必须提前申请，不能随意进入公社的居住和办公区域，稳定的居住环境也有利于数字游民在安吉旅居更长时间。

“溪龙乡有白茶资源，很多数字游民就利用白茶创业，开发茶膏、茶早餐、茶饮料等衍生产品，给产品设计LOGO，也有很多自媒体拍视频宣传自己、宣传安吉。DNA公社内部也有一些小社团，他们会利用附近的景点、设施组织很多活动，也经常和田间地头的村民打交道。数字游民来到安吉，一方面让本地老一辈的村民觉得我们这还是很有活力的，另一方面本地青年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安吉扎堆，也会推动他们返乡就业、创业。我觉得这是一种良性互动和相互成就。”吕丽说。

有人在DNA公社找到了理想生活，自然也有住客不太满意。对于很喜欢吃的凯瑟琳来说，DNA公社最大的硬伤在于位置偏僻，周围比较“美食荒漠”。除此之外，由于在安吉停留的时间只有一周，凯瑟琳没能“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真正融入到社区中。而在另一名自媒体博主的测评中，也提到了新人难以快速融入到DNA公社的问题。

和凯瑟琳在巴厘岛入住的运营较为成熟的数字游民社区相比，DNA公社的硬件、软件也都存在一定差距。然而，在巴厘岛这样最受数字游民欢迎的地区之一，“卷”起来的数字游民生意也并不好做。寻找住处的过程中，凯瑟琳发现有不少社区都倒闭了，或正面临倒闭。

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仍在探索原生社区与外来游民的相处之道。仝志辉认为，如何增强其正面效应，是承接数字游民的乡村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李英菁

责编：张利娟

编审：赵珺 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