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生选择“出走”后，全球留学版图正悄然重绘。曾经美国以其顶尖的教育资源吸引着众多学子，然而如今局势生变。大批美国学生转向其他国家求学，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留学热门地，这些国家凭借优质的教育体系和相对友好的政策，迅速吸纳了大量生源，留学市场份额有所提升。同时，一些新兴留学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也凭借自身优势崭露头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往。全球留学版图在这一“出走”浪潮下，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重新布局。

海蒂·吉尔曼原本没想过会离开美国上大学。

她成绩优异，关心公共事务，家在加州，目标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2024年，美国大选落下帷幕，特朗普再次胜出，她第一次认真思考：“我是不是得走了？”

她说自己“只想找一个能安心读书的地方”，结果这个地方不在国内，而是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

不仅是留学生被困于签证政策的漩涡中，美国本土的年轻人也开始用脚投票——他们不再将“留美”视为当然，而是主动寻求政治和学术环境更为稳定的地方，去过“更能安心读书”的大学生活。

听上去有些夸张，但事实上，像海蒂这样“出走”的美国学生，正在变多。他们不是gap year的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为了打卡欧洲小镇，而是真心实意地想离开美国——一个他们曾以为自己会自然留在的地方。

这一波“学生出走潮”是否会变成新的常态？目前来看，尚无法量化。但趋势已现。

面对日益不可预测的联邦政策、大学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经费的不确定性，美国高等教育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光环。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开放、多元、具备全球视野的留学版图正在成形。

这几年，跟美国高校有关的关键词，逐渐从“多元”“创新”“全球化”，变成了“裁员”“冻结”“意识形态争议”。再加上对研究的不断干预、不断推迟的拨款、日益紧张的社会氛围，很多年轻人开始怀疑：我真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读完大学吗？

凯尔·科坦切克就是其中一位。他原本已经拿到了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材料科学的博士录取，而且还有全额奖学金。但导师突然离职，研究方向也被临时调整，奖学金一拖再拖。最后他转身申请了剑桥大学，“我不敢赌这个项目三年内不变得面目全非。”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吸引着顶尖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学者。

他说，美国大学现在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实验室。“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海水会淹上来。”

这话可能说得重了，但也能理解。佛罗里达、德州等地的大型公立大学，砍掉所有DEI相关课程。有教授因为提到气候变化被学生举报，有人因为支持某个国际议题被暂停职务。

对一部分学生来说，这些不只是政治争议，而是切切实实影响他们选择专业、做研究、规划未来的现实。

也有人只是因为一位导师的离开，而连夜修改了整套申请。

27岁的杰萨明·杰特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博士，研究方向是亚马逊原住民语言。她的导师突然跳槽到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她权衡之后也决定离开美国，去那里继续跟老师做田野。“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会失去太多。”她说。

在2010年代中期，美国每年有约30万至33万学生出国留学，形式包括短期交流、学期项目与学位学习。这个数字在多年间保持相对稳定，反映了“走出去看看世界”在年轻一代中的一种想象。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全球流动骤然中断。2020～2021学年，美国出国留学人数跌至历史低点。随后两年有所回升，到2023年，这一数字仍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长期是美国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近年来，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吸引力也有所提升。

疫情之后，“出走”多了一层意味：它不再只是间隔年或交换生计划中的一次性体验，更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离开的决定，一种对“不想留在这里”的现实回应。

过去两年，加拿大、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的大学发现，来自美国的“全阶段”申请者显著增加。不再只是出国交换或短期项目，而是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直接全程申请国外高校。

18岁的亚伦·多德（Aaron Dowd）是马里兰州的一名高中生。他说，在总统大选两天后，在母亲的敦促下，他申请了多伦多大学。多德将攻读机械工程学位，并希望利用这个学位从事医学研究。

他说，起初“加拿大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并补充说他的首选是马里兰大学。去加拿大留学“基本上就是个备选方案，以防万一新政府上台导致国内局势恶化。”

但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其他研究机构开始削减经费时，多德表示，他的Plan B似乎是对他的教育和未来职业生涯来说“最安全的选择”。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今年录取的美国本科生从107人增加到227人，这些学校原本是“备胎”，现在成了不少美国学生的首选。

这场“学术寒潮”并未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普遍退潮。相反，它成为其他国家争抢人才的契机。

在3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中，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正在考虑离开美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高调宣布：“如果你热爱自由，那就来帮助我们保持自由。”欧洲多个国家迅速响应，从设立研究人员“避难身份”，到重启过期项目申请，开放学术绿卡，欧洲正构建“科学安全区”，把自己打造成新一代科研人才的避风港。

欧盟甚至宣布，未来两年将投资5亿欧元吸引全球研究人员，并推动《欧洲研究区法案》，把“研究自由”写入法律。巴黎政治大学校长一句话道破战略底线：“我们的自身利益以及价值观要求我们成为知识的避难所。”

西班牙科学、创新和大学部长戴安娜·莫兰特表示，政府将额外拨款4500万欧元来吸引科学家。

瑞典教育部长约翰·佩尔松（Johan Pehrson）上个月组织了一场会议，与九所大学的官员会面，讨论如何吸引心怀不满的人才。他在X上写道： “致美国学者和科学家：我们需要你们！”

与此同时，美国高校的招生压力却越来越大。

根据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WICHE）的年度报告，2025年将成为美国高中毕业生人数的峰值年份，约为390万人，随后将逐年下滑，到2041年减少至340万人。

加州、伊利诺伊、纽约、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等传统教育大州的生源下降尤其剧烈。

与此同时，南部17个州中的9个州的毕业生人数将有所增长或保持不变，其中一些州的增幅将非常显著，如华盛顿特区（+31%）、田纳西州（+15%）、南卡罗来纳州（+14%）和佛罗里达州（+12%）。

从大的方面说，美国大学将要面对结构性的“招生危机”。那些“出走”国外的学生，或许是最早预感到这一变化的人。

他们的行动像一个预警系统，提醒人们：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不再相信高等教育的公平与自由，它赖以构建软实力的根基便开始松动。

不过，这也可能是过度解读或某种偏见，毕竟目前还无法预测这波学生“出走潮”是否会成为恒久常态。

美国高中毕业生数量2025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值，随后进入长期下降期。

在这种背景下，想做基础研究、想安安静静完成学业的学生，需要面临更复杂的考虑。

有意思的是，这种“出走”趋势，在一些美国人眼里，反倒成了一种冷静的选择。

在爱尔兰读书的海蒂说：“我爱美国，我也想回来。但至少现在，我需要一个能读完书的地方。”她语气平静，没有愤怒，也没有抱怨。

高等教育本来应该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是连接未来的桥梁。但当这座桥的木板一块块松动，走上去的人自然会犹豫。

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可能会在多伦多的实验室、巴黎的课堂、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和剑桥的图书馆里，看到更多美国学生的身影。他们不是观光，而是迁移。他们带着疑问而来，也许也会在别处找到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跑步有毒，作者：跑步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