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死在洛杉矶的某所公寓里。警方推测她已经死去一周左右的时间。张爱玲生前好友林式同，是唯一到过张爱玲去世现场并亲眼见过其遗容的人，据他回忆：“张爱玲躺在房里唯一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身下垫着一床灰蓝色的毯子……她的遗容安详，出奇的瘦，保暖日光灯依然亮着光……”再过一天，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那个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一位老人孤独地死在租房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用“凄凉”来形容不为过。

但她是张爱玲，这样的死法或许正是她做出的选择。一转眼到了2025年，三十年过去了，正好应上了她在《金锁记》里那一段感慨：“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金锁记》于1944年发表在上海《天地》杂志上，后收入小说集《传奇》中。这本小说集还收录了《沉香屑·第一炉香》，该作品于1943年4月发表于《紫罗兰》杂志创刊号，是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创作的首部中篇小说，被视为其文坛首作。一出手就不凡，年仅23岁的张爱玲，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可谓是横空出世。

《传奇》，张爱玲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

我们当然可以用“天才”来解释这一现象，可天才也是需要积累和成长的，她一定有她的来路才能走到这个位置，也一定是找到了合适的土壤才能让这棵好苗子长成后来万人敬仰的大树。简言之，张爱玲何以成为张爱玲？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黄心村，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才写成了一本《成为张爱玲》。得非常热爱张爱玲，才有如此巨大的热情去挖掘去探索去延伸。而对我这样的“张迷”来说，阅读此书是大满足，毫无读学术文字时常有的那种枯涩感，反而时常能感觉到文字底下的澎湃激情。

《成为张爱玲》，黄心村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

二

“张学”是一门显学，每一年围绕张爱玲产生了多少论文和专著，而黄心村这本书依旧能做到独树一帜，是相当不容易的，作者为此付出的心力可想而知。书中有一句话，可以视为作者研究张爱玲的钥匙，“张爱玲的香港是起点也是路程，是途径也是框架，曾经埋下的每一条线索，都将是提领起一个繁复的世界”。

“每一条线索”，对作者来说不是虚话，而是实打实地去搜寻了：作为张爱玲的港大校友，黄心村利用自己在香港大学工作的优势，从港大图书馆挖掘了不少张爱玲的资料，实地探寻张爱玲当年生活过的地方，走访了曾与张爱玲有关联的相关人士……这个过程耗时耗力，但我想对于任何一个热爱张爱玲的人来说，如同解谜一般，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之中，感觉到自己与“祖师奶奶”越走越近。斯人已去，但她的形象却越发鲜明。

作者在书中阐明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我在这本书里重新梳理张爱玲和她母校香港大学乃至香港的因缘，有新鲜出土的材料，却不是什么破陶器、陈谷子、烂芝麻。写作的意图无非是调整焦距，以档案数据为佐证，还原一些模糊的历史影像，厘清一小段战乱时期的人文经验。调整焦距是要聚焦于张爱玲和香港之间究竟是什么关联，尤其是，她在港大念书并且遭遇香港之战的那三年对她之后的写作生涯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三年，指的是1939年到1942年。张爱玲1939年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后，因欧战爆发无法前往伦敦大学，转而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求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港大停课，张爱玲于1942年回到上海。返沪后的两年是张爱玲的创作高峰，《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等多部小说都以香港为背景。

如果说上海是张爱玲扬名立万之地，那香港则是她“成为张爱玲”的奠基之地。如果没有在香港大学求学时积累的文学素养，也就没有后续在上海的爆发式创作。由此可见，香港是她流徙生涯里关键的一环，理应得到重视，“只是香港和港大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到目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梳理”。这个缺失，最终由作者弥补上了。

如果欧战没有爆发，张爱玲顺利入读伦敦大学，我相信她还是会成为杰出的作家，毕竟她是天才，但肯定不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那个人了。可以说，入读香港大学文学院，是张爱玲之所为“成为张爱玲”的关键一步。对于大的局势来讲是战争和动乱，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讲，张爱玲生逢其时，因为她“恰逢港大校园里一派空前的开放和澄明”。

在那短暂的两年零四个月里，香港相对安宁，离开上海压抑沉闷的原生家庭，终于可以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自由伸展的空间了：

“港大人文的知识体系在她入学时已趋向开放，课程设置走向国际化，文学经典的传授方式带有早期学科整合的意味，而历史课程更是融入了现代史的内容，将课堂拉近眼下的历史现实。她跟着佛朗士研习历史，又跟着许教授攻读中国文史学，学到的知识最终超越了历史和文学的传统范畴。足迹局限于校园和校园周边的张爱玲，她的文学课却放置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之中，其中有社会变迁，有大流徙，有即将到来的大破坏，也有战争动员、教育改革、新文学的流变和文化复兴”。

战火终究烧向了香港，安宁的校园生活一去不复返。张爱玲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也见证过人间的残酷，“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烬余录》）但生活已经要继续下去，阅读也要持续下去，她在隆隆的炮火下躲在冯平山图书馆埋头阅读，“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直面战争的惨烈经验，就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张爱玲。而恰恰是在战争下的校园，各种文学参照系在隆隆炮火之下，在密集的阅读中交融在一起，才有了张爱玲文字的独特定位”。

通读全书，会发现“文学参照系”（或者“文本参考体系”）是全书的关键词。作者就是想找出是哪些人哪些作品滋养、影响、塑造了张爱玲？从后面张爱玲的散文随笔看，可以见识到她在港大读书时阅读之多、之杂，之广，其中必然有所甄选，有所摒弃，最终确定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她一边阅读一边“比较”，“它的背后是一个范围、一块领域、一整套的文本参照系统”。

如果把在张爱玲文字（包含采访）中出现的人名、书名作为显露在海面上的冰山，作者要做的就是以此为索引，潜入到海面之下，找到对应的“文学参照系”。作者用的是笨功夫，诚如李欧梵在前言里指出的，“从大量的相关数据细节中探测张爱玲的文本内涵和产生文本的外在环境，许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蛛丝马迹她都没有放过，经过她细心编织之后，张爱玲的散文更显得丰富多姿”。

全书我认为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她从张爱玲看似随意的一句话里就能“提领起一个繁复的世界”，这实在太考验一个学者的功夫了。“从张爱玲出发，我们不会走向宏伟壮阔，而是更多地靠近了历史的隐晦之处。”而这“隐晦之处”，有时候是藏在一堆无人翻阅的陈旧档案里，有时候躲在老照片的某个模糊头像里，有时候深埋在某个老人的模糊记忆中……唯有在持久的好奇心和耐心驱动下，才能去“靠近”，去厘清，去感知到张爱玲在当时当地的思绪。

全书最能体现作者此等功夫的，我认为是第二章《寻找佛朗士：张爱玲的历史课》、第三章《我师落华生：张爱玲的中文课》和第四章《与斯黛拉·本森同游：张爱玲的英文课》。

三

“她跟着佛朗士研习历史，又跟着许教授攻读中国文史学”，许教授是我们熟悉的学者和作家许地山，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很容易了解到，而“佛朗士”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在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对这位历史系教授做了细致的钩沉。

张爱玲几次在小说中以她的老师佛朗士为原型，《小团圆》中的安竹斯教授，《易经》里的布雷斯代先生，还在《烬余录》里花费了大量笔墨来纪念他，当老师的死讯传来，她罕见地流露出悲愤，“他死了——最无名目的的死。……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因为佛朗士并非战死，而是被自己人误杀。

作者不禁要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才会让张爱玲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到他？”佛朗士虽然是位学者，却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关于他的生平也少有人研究，作者通过几张仅存的照片，捕捉到了这位略显孤僻却又善良的英国男人，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他丰富而短促的一生。可以说，佛朗士在张爱玲的文字中只是惊鸿一瞥，而在作者的文字中得以比较完整的面目出现，可谓是功莫大焉。

而最让我赞叹的是第四章。只因张爱玲于1944年3月16日在上海参加一场“女作家聚谈会”，被问最喜欢的外国女作家是谁时回答了一句话：“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作者就此开启了一趟精彩的文本探寻之旅。

一切的起点还得要从港大说起，经过作者的仔细研究与分析，她发现在港大图书馆藏有港大校长捐赠的一批图书，其中就有斯黛拉·本森的小说，据此推断张爱玲就是在那里读到了这位英国女作家的作品。

想必很多人跟我一样，在此之前从未听闻过斯黛拉·本森（中文世界也是因为张爱玲的缘故才出过她一部作品），要知道她当年可是英语文学世界里的风云人物，不过时过境迁，在当今的英语文学史上也难觅踪迹了。她的事迹经过作者的梳理，有一个比较翔实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让作者好奇的是：“香港殖民地阅读文化的长长的书单里有不少当代的女作家，为什么张爱玲偏偏选出斯黛拉·本森为她‘比较欢喜’的？”

熟悉张爱玲的读者想必知道，毛姆是她挚爱的作家。颇有意思的是，斯黛拉·本森1919年首次抵达香港，毛姆恰好也在，两人在一个传教士的集会上见过面。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背景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他们的作品都是“在帝国意识形态的架构里得到普及和传播的，与各殖民地的阅读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休戚相关”，他们本人也都划分到“中等趣味”（middlebrow）的作家行列中，且成为在英文系传授的正典之外对张爱玲影响最大的作家。

“中等趣味”对我们理解张爱玲的作品也非常有帮助，这个概念的诞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英美文学阅读市场的扩大有关，介于精英的“高等趣味”（highbrow）和通俗的“低等趣味”（lowbrow）之间。这一批作家无意于创作那些艰涩高雅的作品，更在意大众市场，有强烈的市场意识，面向的读者是那些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

这也部分解释了张爱玲为何自始至终没有提及伍尔夫（这位伟大的作家当时正风头无两，熟读英语文学的张爱玲一定知晓她），因为她有自己的明确定位，她要跟斯黛拉·本森一样，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化之外的独立力量。

三

独立，是张爱玲一生贯彻的原则，甚至是选择死亡的方式都是如此。早在1944年她在那篇著名的文章《我看苏青》里就写到她对于现世的理解：“她（苏青）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我想道：‘这是乱世。’”

这是独属于张爱玲的月亮，不是古典文学里那枚一提起就让人思乡的月亮，而是浸润着苍凉美学的月亮，阴森、可怖、怪诞。在她去世的那一晚，洛杉矶是否有月亮？如果有的话，皎洁的月光是否穿透窗户，洒落在她的公寓里，她在弥留之际是否像年轻时在《金锁记》里写道曹七巧临死前那样，“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是否想过她这一生？

上海、香港、洛杉矶……颠沛流离，终其一生都是异乡人，或许就如作者比较了马黛拉·本森的游记和张爱玲的游记后所指出的，“将她们联系在一起的恰好是文字的无归属感。她们的文字里有边城和远方，有异域和他乡，唯独没有故园和家乡。上海也好，香港也好，在张爱玲都是异乡。没有了故园和家乡的张爱玲，在过往经验的反复书写中，以一种独特的距离感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场域中。”

1995年9月30日，也就是张爱玲75岁生日这一天，她的骨灰随着花瓣洒进了大海。她的肉身已经消散，但她的文字永存，正如亘古不变的月光洒满人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邓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