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第3野战军第23军军长陶勇收到了一份任命书,正式被任命为第9兵团副司令员。拿到任命书时,他脸上没有高兴的表情,反而眉头紧锁。旁边的警卫见状,连忙上前祝贺:“军长,恭喜您!”陶勇神情沉重,低声说:“你走开吧。” 随后,陶勇多次向上级递交报告,坚决请求不要出任第9兵团副司令员。他的真正愿望是带着部队去解放台湾,实现两岸统一的目标。他一再申诉,但上级始终没有同意他的申请,命令仍然保留。 到了10月的一个清晨,秋风萧瑟、落叶纷飞,上海市长陈毅把陶勇召见。陶勇以为会再谈任命的事,心里既不情愿又有些不安。他走进陈毅的办公室,行礼后低声说:“报告。”陈毅起身迎接,笑着说:“进来吧。”并问道:“陶勇,你应该知道我请你来干什么吧?”

陶勇有些不满地回应:“大概还是关于我担任副司令员的事。您也知道,我一直带着23军,从小到大看着它成长,对这支部队有深厚的感情,我不愿离开。我只想继续率队作战,为争取统一努力。”

陈毅理解地说:“我知道你对23军感情深厚,所以难以接受新的安排。但你也要明白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已经发动战争,战火蔓延到鸭绿江边,边境紧张。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第9兵团担负着重要任务。国家需要你这样勇猛的将领,协助宋时轮司令,保卫国土、驱逐侵略者。”

听到这里,陶勇心中燃起斗志,眼里闪出光芒,马上表态:“原来是要我去朝鲜作战,怎么不早告诉我?请首长放心,我坚决服从命令,愿意上朝鲜为国捐躯!” 很快,第9兵团上下开始紧张备战。消息传开后,第9兵团各部队士气高涨,官兵和指挥员都对陶勇充满敬意,期待着他与宋时轮一同带领大家取得胜利。随后,第9兵团的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从上海出发,翻山越岭,长途行军最终抵达山东曲阜。

朱德总司令亲自来到曲阜,用报告鼓舞第9兵团的指战员。见到朱德时,陶勇立正行礼,恭敬地站在他面前。朱德笑着说:“陶勇同志,你是我军的一员虎将,必能给美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陶勇坚定地点头表示认同。朱德在台上高声宣布:第9兵团的三个军是主力,曾多次打胜仗;这次入朝,将由勇猛的宋时轮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陶勇任副司令员并肩作战,相信大家一定能战胜敌人。

朱德讲话结束后,从胸前取出一只望远镜递给陶勇,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望远镜送给你,希望你能更好地指挥作战。”陶勇非常激动,接过望远镜,恭敬地道谢:“谢谢总司令!”从此这只望远镜成了他随身的宝贵之物,陪伴他指挥与观察战场。

1950年11月上旬,志愿军第9兵团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那时天气极为寒冷,冰雪覆盖大地,北风刺骨,人的皮肤被冻得生疼。沿途的村庄经受战火摧残,满目疮痍,尸骸遍地,景象惨烈。美军进攻迅速,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自信满满,甚至公开宣称圣诞节前美军将完全占领朝鲜。

到了11月14日,美军已占领长津湖一带的新兴里、柳漳等地,美军第7师第17团甚至抵达鸭绿江边的惠山镇。接到命令后,宋时轮和陶勇立即召开战斗部署会议。宋时轮讲述了当前的战局与任务,陶勇则根据地形和敌情提出战术建议。他指着地图详细分析:“考虑到长津湖地形,我建议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组织两个梯队同时发起进攻。”经过商议,决定在11月17日展开攻势,由第20军和第27军组成第一梯队,第26军为第二梯队。 入冬的严寒使人难以忍受,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也出现滞后。陶勇不仅督促后勤加快补给速度,还重视军心士气,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在出征前几天,他向宋时轮请缨,希望亲临一线指挥。宋时轮知道陶勇长期受胃病折磨,多次劝他不要上前线,但陶勇坚决表示:“您是主帅,我必须上前线指挥。”说罢,他带着几名参谋迅速赶往前线。

到达前线后,陶勇把指挥所安在山脚下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不久,美军飞机开始轰炸,炸弹爆炸后碎片四处飞溅,尘土把他全身覆盖,但他毫不在意,仍专心研究战局并调整部署。此时,27军军长彭德清来电报告长津湖战局的最新变化:美军第1师和第7师正同时向该地区推进。陶勇当机立断,迅速调整战术部署,决定将敌军分割包围,命令27军向美军第7师实施包围攻击,第20军则全力歼灭美军第1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