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部落到文化景观——翁丁考察手记

在云南沧源的群山深处，云雾缭绕之处，坐落着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的翁丁佤寨。在佤语中，“翁丁”意为“云雾缠绕的地方”，这不仅是一处地理空间的命名，更隐喻了一种与自然共生共息的世界观。在这里，人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其谦卑的参与者与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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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的入口：文化记忆的活态载体

踏入寨门，仿佛穿过一道时间的阈限。那块镌刻着“中国最后原始部落”的石碑，并非旅游景观的标签，而是一个文化符号的锚点。石碑提醒我们，翁丁并非凝固于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一个仍在呼吸、劳作、信仰与传承的生命体。长者给游客额间的那一抹由锅底灰、牛血与泥土调和而成的黑色印记，是“摸你黑”仪式的祝福，更是人与土地、祖先之间神圣联结的具身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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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木鼓：通神之器，亦是生态伦理的回响

图1佤族木鼓 图源：何梓宸

在翁丁的精神图谱中，木鼓占据着核心位置。它不仅是乐器，更是佤族宇宙观中沟通天地、连接祖先与生者的“通神之器”。每年举行的“拉木鼓”仪式，远非一场民俗表演，而是一场集体性的生态实践与文化再生产。

村民们合力拖拽原木，号子铿锵，脚步沉稳。这一过程本身即是一种身体化的生态知识传递，即选材需遵循林中禁忌，取木须经魔巴（祭司）占卜，伐树前必行祭祀，每一个环节都嵌入了对森林资源的敬畏与节制。木鼓最终被安放于高架鼓房，成为村寨的“灵魂容器”。拉木鼓，正是佤族人通过身体、声音与集体行动，不断重申其与自然世界神圣契约的方式。

图2 寨桩 图源：李青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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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崇拜：万物有灵中的生态智慧

在佤族的世界观中，自然并非被动的资源库，而是充满灵性、记忆与能动性的生命共同体。这种“万物有灵”的宇宙观，深深嵌入村寨的空间布局与日常实践之中。寨桩，佤语称“司岗永”，作为村寨的地理与精神中心，正是这一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它矗立于寨子中央，不仅是地标，更是一座微缩的宇宙模型，其上层木塔镌刻着创世神话“司岗里”的核心意象，葫芦蒂象征男根，代表生命之源；葫芦身如孕腹，是孕育人类的神圣容器；而锅、碗、甑子、三角架等生活器物的木刻，则将日常生计纳入创生叙事，表明人的生存技艺本身即是对自然恩赐的回应与延续。寨桩基座设供台以奉祭品，“栲筒”上缀竹、鱼、鸟、花、船等自然与人文符号，构成一个水陆空交织的生命图谱；而台心所置的寨心石，被视为寨子的“心脏”，赋予整个聚落以生命律动。

正如古榕树被尊为寨神居所、牛头桩铭刻着对牺牲与馈赠的感恩，寨桩的存在本身即是对“人居、自然、祖先”三位一体宇宙结构的庄严确认。每逢重大节庆，全寨人围桩通宵打歌，身体的律动、歌声的回旋与神圣柱体形成共振。这不仅是集体欢腾，更是一场周期性的宇宙秩序重演仪式，通过身体实践不断修复人与土地、生者与祖先、社群与万物之间的伦理纽带。在此意义上，佤族的自然崇拜并非抽象信仰，而是一套活态的生态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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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文化：在展演与日常之间

图3村民修缮屋顶 图源：李琳

图4村民织布 图源：何梓宸

当“原始部落”成为旅游标签时，文化容易被简化为奇观。但翁丁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文化展演并未脱离生活肌理。我们看到的织布、背篓、浇灌、修屋，皆非舞台化的“表演”，而是真实生活的切片。这种“生活即文化”的状态，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理想形态，文化不在玻璃柜中，而在灶台边、田埂上、鼓声里。房前屋后，青菜、烟叶、蚕豆、油菜花等郁郁葱葱，一位老奶奶正弯腰采摘，笑着说：“中午要做饭了，得回去炒菜。”不远处，三位妇女正协作修缮茅草屋顶，一人递草，一人铺垫，一人捆扎，动作娴熟而默契。她们说：“屋顶每年都要翻新，老祖宗传下来的房子，不能让它塌。”这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文化的载体。

翁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可能，以敬畏为基础、以仪式为纽带、以社区为单位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它提醒我们，所谓“原始”，并非落后，而是一种未被现代性完全割裂的完整性的存在方式。

保护翁丁，不只是保存一栋茅草屋或一段歌舞，而是守护一种仍在运作的生态伦理与文化认知体系。唯有如此，那沉稳的木鼓声，才能继续在云雾山间回荡，成为大地的心跳，而非历史的余响。

编辑：杨颖凌

初审：余翠娥

复审：管恒淳

主编：李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