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西、南两侧道路十字交叉，将该区域分为宫殿区、宫西一区、手工业区和工西一区4个分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介绍，“之前已经发现其他3个区有围墙，2024年我们首次在工西一区发现了围墙的东北角，从而完整揭示出4个分区都有围墙的并立布局。”

更重要的突破则来自与二里头遗址隔洛河相望的古城村遗址，新发现3条壕沟与一道夯土墙，出土陶片的最晚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推测它们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二里头最辉煌的时期，人口规模可能达10万之众，堪称当时的“超级大都市”。但长期以来，这里没有发现城墙，古城村遗址的重要发现扩大了已知的二里头都邑面积，为探索二里头都邑整体布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带领的团队，2024年在殷墟洹河北岸地区探明并确认纵横交织的干道网络以及沟渠，构建起了大邑商洹河北岸地区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其中，在武官东地发现的一条纵向干道，路面有密集的车辙痕迹，堪称大邑商的“城市主干道”。西北冈王陵区东围沟内探出大片陪葬墓，钻探确认王陵区西周早期聚落的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最大的西周早期聚落。在西围沟东面发掘祭祀坑48座，以大型坑为主，多殉葬数量不等的马匹，其中，三人殉象的现象引人关注。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雷兴山认为，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是大遗址聚落考古的“金钥匙”与“总开关”，往往能给考古工作提供重要线索。这些年以城墙结构、道路、水系为突破，夏商周三代的大遗址考古取得了很大进展，改变了人们对于都城格局的认识。夏商时期都城普遍高耸的城墙、多宫格棋盘状的功能区布局、道路水网结构，生动揭示出当时国家治理的形态。

山西昔阳县钟村墓地考古发掘的5座高等级墓葬，是目前夏商之际黄土高原东部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地。其中，10号墓规模最大，长、宽均超过6米。墓室内置木椁，木椁内并列放置3个木棺，棺内各葬一人。中棺内为男性，身体涂朱，头顶覆有扇贝，左侧股骨下随葬绿松石嵌片牌饰，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其他墓葬内还出土有陶爵、漆觚等，部分陶器表面装饰大三角纹、连珠纹等，表现出较明显的下七垣文化因素。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范文谦介绍，该墓地葬俗具有浓郁本土特征，同时还受到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等的影响，填补了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空白。

对于三星堆遗址，此前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大量的窖藏和祭祀坑，对遗址布局了解不多。此次玉石器作坊、建筑基址、大型水网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星堆城址布局与功能分区的认识。三星堆的青铜器、玉器到底是外来的还是当地制造？这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位于月亮湾台地中部的玉石器作坊，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集中分布的籽料坑、石器原料堆积、坯料堆积、废料堆积、玉石器残片堆积、半成品以及石斧成品坑等，代表着生产加工玉石器的不同环节，分工明确，证明玉石器是当地制造，也显示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16家单位同步推进三星堆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完成祭祀区出土金面具、鸟形金饰等4062件珍贵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同时对铜器铸造工艺和产地进行研究，发现了目前国内最早使用铜器芯撑技术的实例。通过对青铜器中残留泥芯的提取，经岩相观察、主量元素分析，发现尊、罍等容器与神树、面具等非容器器物泥芯的矿物组成和地球化学特征存在明显区别，表明两类器物来源不同，可能来自不同的铸造地。

“4个项目都是夏商时期的重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指出，二里头遗址考古65年、殷墟考古近百年、三星堆遗址断断续续也有90年的考古历程，这3个都城性遗址都有相当长的考古历史，但最近10多年不断有新的突破。钟村墓地是考古前置项目，但可以转化为学术性主动考古，其发现延伸了二里头文化覆盖的区域，提高了人们对于二里头之外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理解。（人民网）